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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像一根隐形的魔棒，它能在悄无声息中完成财富的转移
东北亚风云再起。
在这个看似平静却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球神经的角落，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世隔绝。最近，朝鲜政府突然推行货币改革，要求民众将持有的旧货币以100∶1的比例兑换为新货币，而且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六天，一旦过了兑换期，所有旧货币将完全作废，失去流通价值。
之所以称朝鲜此次新旧货币的更新为货币改革，主要是因为此次货币兑换的比例和商品价格改动比例并不同步。在民众们被迫将手中旧货币兑换为原来面值1％的新货币时，以旧货币计价的商品售价并没有同步调整为1％的新价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朝鲜政府只为民众规定了10万旧货币的兑换额，如果你的财产超过了10万旧货币，那么多余的旧货币也无法兑换为新钱，全部沦为废纸一堆。
在这种情况下，会带来物价的短期疯狂上涨，以及黑市旧货币兑换美元、人民币价格的大幅飙升。手中拥有旧货币的朝鲜人民，无论是拿着钱去买东西，还是去兑换美元，结局都是一个：由于大幅贬值，这些钱换回来的东西少得可怜。旧朝币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是135∶1，而黑市上汇率已经2000到3000朝元才能兑换1美元。
朝鲜此次的货币改革，是因为持续走高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由于朝鲜多年的经济发展失败，加之此次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流动性泛滥蝴蝶效应，朝鲜已经处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边缘。
突然死亡的货币
无独有偶，类似的“货币突然死亡”，其实一直都是政府在面临失控的经济局面时所无奈采用的方法。1993年，剧变之后的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卢布急剧贬值，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0％，亟须实行货币改革。
俄罗斯采取了和朝鲜政府一样的做法：银行只提前一天宣布货币改革方案，留给老百姓兑换新币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一次性兑换额度限制于3.5万卢布，剩下要作为定期存款存入银行。
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老百姓的钱连跑步消费还怕来不及，如果存入银行那么最后只会沦为废纸。如此一来，俄罗斯人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大量资产，顷刻间就化为乌有。
而回溯历史，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货币兑换改革，其原因也同样不离“恶性通货膨胀”的推波助澜。1935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对白银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将以白银作为本位流通的模式改为以纸币流通模式。规定由中央银行发行挂钩英镑的法币纸钞，作为国内流通的货币。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管理完全失败，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纸钞被无限量地发行，造成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1936年初，在法币纸钞刚刚诞生的时候，全国流通的纸钞总额度为7.8亿元，10年之后的1948年，流通的总额度已经达到了6,636,946亿之巨。
在社会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超量的流通纸钞只会带来物价的疯狂上涨。上海的物价指数（类似于今天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从1937年的基准数1，飙升到了1948年的4,927,000。能买一头牛的钱，最后连一包火柴都买不到。
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也突然做出了货币改革的决定，用新的货币“金圆券”兑换已经失去实际价值的法币，比例为300：1。民众持有的所有法币、金银和外币，都要限期兑换为金圆券，否则就要全部没收。
然而，恶劣的社会经济发展，才是通货膨胀的不良土壤，即便货币再进行兑换，实际的购买力依然会迅速贬值。原本是限额发行20亿的金圆券，不到3个月已发行了33.94亿。在国民党政府迫于无奈取消发行限额后，不到一年发行总量已达51,612.40亿。
金圆券诞生9个月的1949年5月，其发行量增长了307124.3倍，上海物价上涨了6441361.5倍。金圆券面额从1元一直到100万元，又一次成为了废纸。
“巧妙”的稀释
比较这几次“突袭而来”的货币改革，其实都是出于大致相似的原因：除了每次朝代更迭的财富抢夺和洗牌，政府缓解经济下滑和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只好通过非常举措来缓解困境，最悄无声息的巧妙方法便是通货膨胀。
从1949年到2009年，60年的时间间隔，在历史长河中只是转瞬即逝。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先生认为，正确的社会制度基础，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切知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都是人类的天生追求，只不过会偶然受到错误制度的抑制。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就有周而复始的循环。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所碰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之前，也曾类似发生过。
自汉武帝时的中央集权式经济管理方式，把盐铁官营、酒类专卖、专有铸币权和政府异地贱买贵买的物价政策等等都牢牢把控在政府手里，结果大多数社会财富都集中到了西汉王朝身上，百姓过得痛苦不堪。于是乎，公元前81年的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士，共聚京城召开了一次讨论民生疾苦的大规模政府财政政策的辩论研讨会，史称“盐铁会议”，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那次会议上，来自民间派的贤良学士们大声疾呼，要取缔盐铁专营，放开酒榷专卖，官府经营切不可“与民争利”；而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代表，则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认为盐铁之类的资源都应由政府垄断，政府控制大部分工商资源，可以增加中央集权的财政实力，“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这一幕总觉得那么的面熟。盐还是官营的，酒不仅照样征收重税，还多了个烟草；不仅铸币权还在政府手里，如今的房地产凭借日益飙升的价格，使得民众身陷举尽财力才能换得居身之所。
中国的货币发行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幅，基本上每年都以20％～30％的速度递增，这不免加重了通货膨胀的担忧。在最近“防止通胀抬头”的声音又起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过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对人民的财富和资产迅速稀释的负面作用。
根据新华网等官方媒体披露的中国央行数据，截至2009年10月底，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即社会纸钞流通数量加活期存款的总量）余额为20.7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03％。而同期美国狭义货币（M1）余额为1.69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5万亿。
中国不仅已经是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接近美国的2倍。为了消除因为中国总人口多于美国而产生的某种误解，我用另一种计算方式来进行简单对比，却带来更大的震撼。按美国平均月收入3000美元工资水平计算，3.1亿人口，月总薪水额为0.93万亿美元，1.69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约为月总薪水的1.8倍。而我们假定中国平均月收入也能达到3000元人民币，按13亿人口计算，月总薪水额为3.9万亿人民币，那么我们的20.75万亿的狭义货币供应量为我国月总薪水额的5.32倍。
这并不是严谨的经济学公式，但却有着平凡的可比性。挣3000美元和挣3000人民币的普通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或许不关注货币汇率，也不兑换外币，上班，拿钱，支付衣食住行，各自国度里的平凡生活，我们流通的钱却比他们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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