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十年多，以前只去过新会一次，而且当时还不知道“崖山”。后来听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大概了解了宋元那场大战，但也没有细究过崖山的具体位置。周日某朋友来访，提到想去崖山看看，一查地图，没想到其实距离珠海市区才60多公里。于是周一下午，开车和朋友一起去了崖山一趟。

那天天气，早上阳光明媚，中午突然开始下雨，我们下午两点出发，路上正好暴雨倾注，而到崖山时，雨停了。我们进了崖山祠，崖山祠所在的小山，也就是南宋最后一个行宫所在（古井镇官冲村，“历史上所指的崖山是在海中的整个崖山岛，包括今天的古井、沙堆镇除了后来冲积成陆部分以外的全部地方。崖山祠所在的小山，是狭义崖山，有史籍称为“崖山之西山””）。登上崖山祠后山的望崖楼，可以望到古战场，远处山峰上云雾缭绕。不过，七百多年的沧海桑田，物非人非，原本是海岛的崖山，已经与大陆连接了。彼时彼刻，让人很难有游玩的轻松情绪，心中更多的是对此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当时的人们的缅怀和凭吊。

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是日本出于侵略目的所宣扬的。但我看到也有资料说，这个说法最早出于南明时期的汉人的诗句，“以崖山海战比喻南明败亡，哀叹山河破碎，神州陆沉”。不管怎样，我所理解的“无中国”是指崖山以及之后三次外族入侵（蒙、满、X）导致的中华文化上的断层。而我们如今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仍然还处于中世纪，期待终有一日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到来，王师西定中原日。

望崖楼上眺望古战场

望崖楼上眺望古战场

（摘自《晚报文萃》2008年第20期，作者：杜兴）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5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家业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决。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阶级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批斗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你踢了吗”阎振明一愣，沉默了两秒钟，脸扭向一旁，苦笑着说：“谁敢不踢啊，阶级斗争，阶级一划分那就是敌人。你不踢，不表态，就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太姥爷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孟令骞根据自己的寻访复原了当时的情景。

典型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强调：“反x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显然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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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出国以来，时不时我妈就会在电话里就会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经常被问的一头雾水，但是我妈显然很担心，她告诉我，她在新闻里看到英国的房子都泡在水里，一片狼藉。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只能安慰她，可能是个别地区吧，反正我这没事。我当然知道，我妈是太关心我，看到英国出了点什么事，就害怕我也会遇上，以为英国各地处处都有我的身影。被问了太多次，我就好奇，作为一个连网都不上的人，她怎么对英国这边的这种鸡毛蒜皮的事知道的比我还清楚？她从哪知道的啊？

大约去年这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北京观海图，周末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又问我，听说英国发大水了，你那没事吧？我笑了，对她说：“我是没见到大水，不过北京被淹了，你知道不？”我妈很惊讶：“啊？！没听说啊。。。”北京离我家不到600公里，是英国离我家的1/20。可见，对于像我妈这样的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对外国人受苦受难的感受都远远大于对身边人苦难的感知。在离自己不到600公里的首都发生的灾难，对很多国人的冲击力都不如万里之外某个犄角旮旯发了场洪水，喷了个火山。这恐怕得归功于每天新闻联播最后那五分钟，那真的是神一样的五分钟，编导们以举世罕见的耐心，把一条条世界各个角落的灾难信息灌输给99%和那些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国民们。

出国后，我经常怀疑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被方校长铸成的新长城阻断的不仅仅是非死不可和推特，更是信息的流通和对世界的认识。比如，在我的一些朋友眼里，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好像是崩溃在即，民不聊生。我只能一遍遍的告诉他们，这里其实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物价有上涨，但没有豆你玩，蒜你狠，牛奶面包咖啡黄油这些基本生活品，三年来都没涨价，我这个拿着比清洁工工资还低的底层人民在这里依然不需要在衣食住行上有丝毫节省。更有趣的是上次年轻人暴乱的时候，有人问我，英国人民是不是起义了？我还看到有些人在国内对着网线高潮：“看来还是马克思看的准呐，这资本主义社会每隔几年就要来次经济危机，一有经济危机，国内的老百姓就要革命啦。”

井底之蛙看到掠过井口的飞鸟，转瞬即逝，以为别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洋洋自得于自己活得比别人都久，实在是生活在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啊。却不知道，自己其实身陷囹圄。

井底之蛙的一个优点是很喜欢替把自己关在井底的那个人辩护。前两天北京一场大雨让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就失去了生命，在政府还没来得及宣布胜利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说，因为各种各种不利因素，政府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刷微博，刚开始还看到大家在调侃，北京又可以看海了，过了一会，就看到很多人被困在水里，被滞留机场，被无家可归。接着，微博上的气氛变得凝重和紧张起来，我也意识到，可能要出人命了。再接着，我看到望京有人组织私家车去首都机场接人了，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表示自己愿意打开办公室接纳附近暂时回不去家的人。我一直在刷微博，却一直没有看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公告，也没有看到任何来自政府有组织的救援，哪怕普通公民都已经开始自发救援了。那天晚上，很多基层公务员在自发地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准则，普通老百姓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准。在这样一个连NGO都动不动被定义为非法组织的国度，民众这种自发的行为深刻的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存在着天然的公民社会的土壤。无论是私家车接人，还是打开办公室接纳陌生人，无论放在哪个发达国家，也都是可以上新闻头条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我们的政府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素质来配得上自己的人民，整整一夜，他们都是旁观者，北京人民在自己救自己。更可悲的是，表现如此优异的北京市民在灾害过后，却第一时间的被政府当成了不稳定因素。如果好人需要被维稳，那么维稳的人是什么人？

我想，无政府状态下的比利时人民遇到灾难了，大概也就如此表现吧。当然，据说整整一晚，北京市的领导同志们都奋战在一线，市委书记还吃了桶泡面。可是真的，整整一晚没有看到政府为受困的民众有组织的救援，甚至没有发出声音，这是泡面所无法弥补的。有人说，不要太苛责政府，下班了，反应慢可以理解。当望京的民众都反应过来了，通过微博开始组织私家车去接人的时候，最具有信息优势、掌握最多资源的政府依然还没反应过来，大量性能优越的公车军车警车卡车大巴车没有去把困在海里的民众送回家，政府掌握的各种设施优越的建筑也都没有向民众开放，提供避难。这些本就该是政府的职责，却不得不由民间零星的去做，这就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了。如果一个政府的反应速度比民众自发的还慢，民众又何必浪费钱去养一个政府呢？

好吧，可能是我太苛刻了。但至少，你应该道个歉吧。无论是排水系统的建设还是预警报告都是你的工作，死人了、让老百姓不方便了，都有你的过失在里面，你如何不该道个歉？客人打电话到宾馆订房间，如果客满了，前台小姐还要说句“对不起”呢。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以及崇尚中国传统美德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他们的老百姓感觉不爽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就会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不仅要道歉，有的还要鞠躬，还要谢罪。无论这些政府对外多么的张扬跋扈，霸权主义，他们都不觉得对自己的百姓谦卑一点有什么丢人的。反倒是某些政府，就像我们身边很多屌丝loser一样，在外面受尽了别人的气还只能陪着笑脸，就会回家欺负老婆孩子发泄装大爷，还永不认错。我突然发现，极品屌丝是不是都是永不道歉的？比如方舟子。

每次灾害发生，只要一有人提出问责，就会有人跳出来含泪劝告要理解政府。在别人已经宣告胜利的时候，你还不去追责，还要理解并赞美，那不是给他们埋下了下一次胜利的伏笔么？这种因为没有死足够多的人而被宣布的胜利还是越少越好吧。从免费午餐到北京人私家车去接人，中国的民众替政府承担了太多的义务，但是纳税并没有减少，问责也并没有成为权力。有的时候，恰恰是这种只做好事不提问责的善良民众，纵容出这么一个政府。作为民众，对自己花钱供养的政府，怎么苛责都不过分，若政府觉得委屈，他自然可以选择辞职，另找工作，不用你纳税人杞人忧天的替他打抱不平。

2010年末，我去伦敦拜访一位教授，第一天晚上在酒店里看BBC新闻，一上来是一条苏格兰冰灾的消息：因冰灾而堵在高速路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尽头，很多人堵了十几个小时，又冷又饿，燃油耗尽，最后不得不弃车步行离去。整条新闻配以忧伤的音乐和低沉的画外音，把民众的可怜煽情到极致。然后画面转回演播室，主持人当面采访苏格兰交通部长。主持人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劈头质问：“入冬前你曾公开说，今年苏格兰政府准备充分，绝不会因冰雪天气影响交通，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全世界的官员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部长的回答和他的中国同学如出一辙：这场灾害百年一遇，我们估计不足，但是已经尽力补救了云云。等我第二天回到酒店再看新闻，头条就是“苏格兰交通部长辞职”。

这就是体制问题。蔡英文有句话说的很在理：民主就是做的不好就要换个人来做。有人会问，换个人就一定能做好么？当然不一定。但任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都不一定是能力最强的，但所谓民主制度的弊端并不能靠专制来解决。这两种制度并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并列关系，而是进化图谱上的高级与低等的关系。民主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员，至少会在态度上全力以赴，做的好了，他不会自夸，做的不好，他会辞职，会承担责任。而不是像现在，人人都在宣布自己胜利了，死去的人命似乎只能记在雷公电母帐下。那些认为中国不该民主化的同学们请扪心自问下：如果你得到一份工作，无论做的再烂都不会被开除，做的好了不涨工资，做得差了也不扣工资，而你的工资水平又极高，高到足以让你享受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你还会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工作么？如果你自问觉悟不够高，做不了活雷锋，那么你就只适合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因为，必须把官员的饭碗交到你手上，让你监督他，鞭笞他，苛刻的对待他，他才能认真负责的为你服务。

永远不要嫌对政府太苛刻，因为也许你一个心软，他就可能偷走了你的钱。至少，不要在他没有表示丝毫的愧疚还在宣布胜利的时候，就开始要理解他，原谅他，更不要因为一包泡面就感动的忘了是你给他买的那碗泡面了。理解和原谅是有前提的。没有道歉，就无所谓理解，没有忏悔，就无所谓原谅，没有认罪，就无所谓赦免。

你和政府的关系就像屌丝与高富帅的关系：他永远比你有钱，他永远比你力气大。当你没有办法约束他的时候，他永远有条件可以轻而易举的抢走你的妹子，只要他想。当你在广渠门下的海里挣扎时，他永远可以在新华门后的海里和你的妹子鸳鸯戏水。当高富帅抢走你妹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屌丝，默默地去搬砖已经够怂了，就不要总是心急火燎的替高富帅担心，人家胯下的木耳够不够粉嫩了。尤其不要再大爱无疆的来一句：“高富帅辛苦了，高富帅也不容易，要理解人家啊！”

九洲港码头前面一段

你们不是一直喜欢说，“自古以来就是……”

那我告诉你们：
生育，自地球上有生物以来，从来就是生物自己的权利。从来没有生物个体，有权力给其他个体颁发或者不颁发“准生证”！更没有任何生物个体，有权力决定其他个体后代的生死！

去你的“社会抚养费”，哪个孩子出生、成长不是作为劳动人民的父母养，什么时候变成社会抚养了？这个“社会”，有抚养过任何老百姓吗？！！！

那些喜欢搞“计划”的，无论是经济，还是生育，就是在以上帝自居，行着上帝的职责，充当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否则谁敢说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否则如何会不考虑你的“计划”失误，会导致多少血腥悲剧不断上演？！！！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
　　　　　　只有泪水　没有悲伤
　　　　
　　　　　　如果这是最後的一枪
　　　　　　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
　　　　　　哦哦，最後一枪
　　　　　　哦哦，最後一枪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後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一颗流弹打中我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心上
　　　　　　哦哦，最後一枪
　　　　　　哦哦，最後一枪

　　这些天人在南方，忙着准备各种赛事，猛然发现儿童节快到了。想想十几年前自己还盼着过儿童节收礼物，如今却惦记着自己的女儿要过儿童节了该送什么礼物，有些恍惚。围场里不少同年代家境又普通的车手在比赛之余都去全国各地做各种汽车活动，赚点外快，只为给自己的小孩提供最好的一切。干车手这行的花花公子也挺多，以前在珠海比赛，完事了就去澳门赌博，大家有了小孩以后都改去香港买奶粉了。因为这国家隐约间给他们的回答就是，这里什么都不靠谱，多赚钱，然后能移民就移民。

　　这些年也写了不少文章，看了不少新闻，有一个最深的感受，这个国家最对不起的其实就是儿童。从计划生育到三聚氰胺，从嫖宿幼女到克拉玛依，从食品安全到应试教育，从小悦悦到校车，无论城市，无论山区，这个号称正在盛世的国家一直没有能够给予儿童足够的庇护，就连出个天灾，最倒霉的也是在校舍里念书的孩子。以前就是愤慨，自从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每每看见这些新闻，总要情不自禁的代入，气的满屋子打转。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在这个节日里，除了祝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快乐，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兴不得不扫：、

　　1：必须要取消嫖宿幼女罪。这是在十几年前新增的一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看见频率特别高，往往用于为他人脱罪。幼女就是幼女，强奸就是强奸，什么叫嫖宿幼女，强奸完，塞点钱，你就从强奸犯变成嫖客，人家幼女从受害人变成妓女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就算人家幼女是被组织被忽悠的，符合人性的处理方法就是强奸罪，并且重罚组织者。这是恶法，必须取消。就在两天前，浙江一地又将少女被凌辱事件定性会嫖宿幼女，而在今天，我们要迎接来六一儿童节。此刻在微博上搜索相关事件的关键词，你会发现搜索结果被屏蔽不予显示。这就是这个国家保护幼女的方式?我将和这条恶法死磕到底。

　　2：取消一个恶法，增加一个善法，要规定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身为一个车手，对汽车碰撞后所产生的冲击力最了解不过。很多人坐在车里，怀抱婴儿，以为一旦发生事故，自己臂力无限。甚至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没有把儿童安全座椅当一会事，我百般劝导，他们只回答你一句话，唉哟不要紧的呀，开的慢点就好了呀。这是重大误区，没有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就算三十公里每小时的撞击，小孩都可能受伤，更可能被甩到车外。类似悲剧层出不穷，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3岁以下儿童坐车出行，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都应给予警告或处罚。

　　我们可以为儿童做的事情有很多，以上两个建议仅仅是当务之急。对于儿童节和那些礼物们，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玩法。但玩具会玩腻，节日会过去，有毒的牛奶，有毒的食品，有毒的空气，被拐卖的儿童，看不起病的孩子，被当成道具的学生，都活生生在我们的周围。这节日要是哪个学校去个领导视察，风里雨里，估计孩子们还要站成两排敲腰鼓摇红花。

　　所以，在这个保护儿童做的不够，伤害儿童却罪无应得的地方，在这个除了六一是儿童节，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儿童劫的地方，除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强制使用儿童座椅以外，我还建议将下个月的一号，下下个月的一号都改为儿童节算了。以前我常觉得，我们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自己能够看到光辉岁月的到来，而现在，只要我们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我就满足了。如果当我的女儿有了孩子，世道依然如此，我只能说，四个月后的一号，也没啥可庆的，索性一并改成儿童节算了。

我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满洲人来了，我这块土地是我的；八国联军来了，这块土地还是我的；袁大头来了，这块土地依然是我的；连TM日本鬼子来了都没好意思说这块土地是天皇的。现在你来了，理直气壮地说这块土地是你借给我的——你TM算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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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吃完晚饭，我就先睡了一觉，到十点多醒来准备起床去公司。

爸爸：我太累了，可乐，你代替我去上班吧。
可乐：你都那么自由。
爸爸：我怎么自由了？
可乐：你可以想出去就出去
…………

继上次可乐问是不是要到老了，才能自由后，昨晚再提自由。

或许是出于天性，刚满五周岁的小家伙，已经开始有了追求自由的理念。两周前的周末的那个周日，他晚上还突然说：“一天都是你们大人安排的（行程）”，他已经有希望自己来安排周末的活动计划的念头。

前几日傍晚可乐幼儿园放学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家，下车后，可乐自己背起书跑在前面，那一刻，那个画面，由衷的希望永远留住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