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扫地老僧的Blog http://www.doyj.com，原文地址。
（NC注：文中涉及到的“历史我记录”http://www.recordhistory.org 的链接，在GFW条件下，未必能正常访问，请留意。）

在网上有些流传甚广的谣言，刚看见的时候，有的付之一笑，有的竟然把自己都给忽悠了。据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现在颇有些人把那些谣言当成真理了。做历史我纪录的时候，对一些谣言做过考证工作，在这里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公布出来，免得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

谣言一 – 北朝鲜撤除了板门店谈判桌上的中国国旗

其实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是以志愿名义参战的，而不是以国家名义。尽管中美打得死去活来，但始终没有宣战。为了突出志愿军的志愿性质，整个朝鲜战争中就没有出现过中国国旗。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时，彭德怀不在场。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南日大将代表朝鲜签署停战协定，次日， 彭德怀在开城签署。现在板门店谈判桌上摆放的旗帜，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

谣言二 –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逼债

说起那饿殍遍野的三年，人们总不忘了说原因是自然灾害加苏联逼债。是否真的有三年自然灾害，我就不说了，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苏联真的逼债了么？本人最痛恨忘恩负义的人，不希望我的祖国也是这种，特别加以澄清，以正视听。
第一，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的1960年. 详情如下：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这是1960年6月底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以后，苏共领导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的压力。7月25日，未等我方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据统计，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房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这些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苏方始终坚持其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这一举动，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不仅严重地打乱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进一步破坏了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环球视野》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三卷2573页，团结出版社）,援引自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5911

第二，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一些人。
第三，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 http://war.163.com/06/0601/17/2II260TV0001123H.html）. 可见苏联不但未向我们逼债,反倒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上面就是事实，大家自己判别吧。请参考赫鲁晓夫为中国做的7件好事。

这段论述我也发在了历史我纪录。

谣言三 – 周总理逝世降半旗，联合国秘书长长篇大论

这个谣言是这样：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已经有人写了精彩的反驳文章，我就不重复了，大家请到历史我纪录浏览。这个谣言中透出来的那种挟洋自重的意识至今还深深植根在一些政府官员脑袋中，我们的伟人周总理居然还要瓦尔德海姆这样屁大的人物来抬高身份。

谣言四 – 孙立人活埋1200日军俘虏

网上的谣传说1942年10月的于邦战役后，孙立人下令将俘虏的日军中去过中国的都活埋，共1200人。还编得有声有色，说是后来发现其中有个是台湾籍的日本兵，就把他放了。有时我倒是希望中国多些有血性的人，可惜这又是一个谣言。大家请看历史我纪录上的文章。

谣言五 – 韩国将端午节申遗

韩国人没有把端午节申请为文化遗产，而是韩国江陵市每到端午节有个庆祝端午的端午祭， 有很多传统的表演，集会，每年有上百万世界各地游客去看。本来每到端午，朝鲜族都要庆祝，但后来慢慢各地就消失了，只有江陵把这个习俗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在端午祭中，保留了很多朝鲜民族古代的很多传统，是反映朝鲜民族历史的镜子，所以韩国把端午祭这个活动申遗，而不是端午节。

想了解端午祭的请看 http://www.gmw.cn/01gmrb/2006-05/26/content_423148.htm

6月10日的中国股市，又出现了暴跌，上海综合指数又跌到3071点，跌幅达7.73%。有人认为这次股票指数的深度下跌，是由于央行货币政策的收紧，是由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力度过大。也有人认为是外围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本文看来，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只是这次股市指数下跌的导火线，国内股市下跌的真正原因，既不是央行银行政策收紧，因为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只是央行加强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对实体经济流动性影响是间接的；也不是目前有人所认为国际油价快速飚升及越南金融危机的爆发，因为在中国成品油管制的情况下，在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开放的情况下，这些外在因素对国内股市影响都是十分小的。

正如我一向指出的那样，半年来国内股市的大跌，既有早两年股市快速飚升所吹起泡沫的破灭，也有股市分置改革的后遗症，还有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及国际经济的不景气等，但最为重要的在于政府到现在没有走出计划经济阴影，在于对股市的主导、对股市上市公司的严重干预。特别是，政府对股市上市公司的产品价格干预，则是这次股市深度下跌的根本原因所在。

可以说，在近半年来，除了两次重大的自然灾害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成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比如说，目前我们在一个误导性概念即“结构性通货膨胀”的主导下，政府相关部门总是希望通过对某类商品的价格管制来压制上涨过快的通货膨胀，以为只要对目前影响通货膨胀上涨的食品、成品油、电力等价格实行管制，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会减缓下来，就会减轻整个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但是，实际上，正如我在2007年6月通货膨胀上涨到4.4%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通货膨胀，由于CPI统计体系的严重缺陷，只要CPI快速上涨到食品，它就意味着中国全面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比如说，今年4月份CPI上涨到8.5%了，仍然有人还在说什么结构性通货膨胀。我想这些人很进入真正的市场。如果曾进入过市场买过东西，就会发现，市场的消费品根本就不仅是食品价格上涨了，而且早就全面的价格上涨了。比如说，擦皮鞋，上个月还是每一次二元，目前早就上涨到每一次五元了。还有，葡萄酒干红，这类商品应该是供给过剩竞争十分激烈的商品，但这个月上涨价格也超过了10%以上。至于，水果食品的价格上涨更是不用说了。既然整个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也在快速上涨，那么仅用一个结构性通货膨胀来解释目前的价格水平上涨，不是有点太误导大众了吗？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误导性概念，今年以来政府计划经济阴影越来越浓，比如在对市场商品的价格管制，就是这种误导性概念导致的结果。

还有，政府对成品油的价格管制，政府就是希望通过对成品油的管制来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由于中国成品油生产为两大石油公司所垄断，而这两大石油公司又是上市公司。当国际油价快速飚升，由年初90多美元一桶上升到最近140美元一桶时，国际市场的油价格上涨近50%了，但是成品油价格仍然保持在去年的水平上。这样，两大石油为了油品供给就得每生产一吨油亏损2500-3000元。有研究计算表明，如果按照目前成品油与原油的价格水平，以现在供求量，那么2008年两大石油公司的亏损会达到2200亿元。如果财政对两大石油公司的亏损全部补贴，那么两大石油公司亏损才能有得到补偿。如果财政补不足，那么两大石油就得出现严重亏损。由于两大石油公司为上市的公众公司，当两大石油或是出现亏损或是没有赢利时，那么这类公司的股票一定会颗粒无收。

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也一定会用脚步投票退出这样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下跌也就必然。当占股市市值比重30%以上的上市公司投资者退出而股票下跌时，那么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也就会不断丧失，并由此进一步推低整个股市的价格。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政府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各种方式对石油、电力、煤炭等上市公司的价格管制，从而导致这些上市公司产品价格机制严重扭曲及经济效率的严重损失。这也导致了投资者无法理性判断这些公司投资价值在哪里而用脚投票退出这些股票。当大量投资者都用脚投票退出这些公司股票时，那么这些公司股票价格快速下跌也就必然。这就是目前国内股市价格下跌最为重要原因所在。如果政府对上市公司的价格管制不放开，让这些上市公司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定价，那么中国的股市要想发展与繁荣起来是根本不可能。

而且这种对上市公司的价格管制，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内股市发展与繁荣，也是目前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高的原因所在。因为，这种对企业的价格管制，不仅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政补贴）让市场的价格机制扭曲，让企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且也为一些人提供寻租的空间，让一些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而这种生产成本的提高最后一定会转稼到下游的消费者手，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可以说，目前政府实行这些价格管制对经济摧毁作用已经确切无疑，一些政府部门决不可固执已见，否则会丧失了中国经济得以快速成长的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可以说，就目前中国的股市来说，如果不能够从这种政府对上市公司价格管制根本的问题上入手，放开对这些上市公司价格的管制，让股市这些大的蓝筹公司成为股市发展的中流砥柱而不是投资者放弃的目标，那么中国的股市才得以发展与繁荣。否则，中国股市也就永无宁日。而且这种对商品的价格管制对市场的破坏作用早就暴露无遗，希望政府对此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才是解开中国股市症结第一把钥匙。

文章引用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f41dcf01009bno.html

媒体报道，中石化获得政府给予炼油板块财政补贴的批文。中石化的补贴每次都拿得烫手，他们面对两大质疑：中石化该不该获得补贴？目前的补贴是否有损公共财政的公开与透明？

这不是中石化第一次获得亏损补贴。基于同样的理由，2005年和2006年，中央财政分别给予中石化一次性补贴100亿元和50亿元人民币，由于2007年炼油板块亏损更大，因此据说补贴数额也高于以往。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两年中石化实现净利润节节攀升，分别为395.38亿元与506.64亿元人民币，预计2007年的净利润高于以往年度。

中石化及其辩护者认为，补贴有理。因为中石化除了是国有垄断企业之外，还是个上市的公众公司，他们除了对国家经济安全与消费者利益负责之外，还必须对境内外投资者负责。作为公众公司，他们应该有市场化的定价权，根据供求关系自行决定价格高低。正因为价格管制，导致中石化整个炼油板块2007年是全面亏损，尽管年报上会有盈利，但那是靠中石化其他业务弥补亏损的，而不是中石化应该承担的亏损。因此，政府有必要弥补企业与投资者的损失。
反对者认为，中石化的损失部分，由市场垄断权来弥补已经绰绰有余，不止于此，在税收抵扣等各个方面也有优惠政策，中石化节节上涨的利润就是最好的论据。中石化首先是国有公益公司，其次才是公众上市公司，主次关系绝不能颠倒：如果中石化想要获得市场定价权，前提是破除石油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获得市场均衡价格；如果中石化想要继续获得补贴，就不要把公众公司老挂在嘴上，以境内外投资者胁迫政府就范，用公共财政补贴小众。

这样的争论暴露出根本矛盾，无法调和。

中石化这样的公司拥有的国有公益与公众公司的双重身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互相抵触的，两套逻辑根本无法融合，这样的公司根本就不该上市，尤其不该在国外上市，垄断之利泄于外不说，还稍带让中国石油的消费者全部成为陪绑者。国有垄断企业上市极为少见，英国撒切尔新政时期国企上市的惟一目的是取消国企，使企业市场化。如果因为客观需要一定要上市，政府就有必要尽快放开市场，用市场的逻辑与管制来取代以往的行政管制。

目前的混乱局面，使得给予中石化补贴成为无头乱帐，中石化说远远不够，消费者与纳税人则斥之为盘剥。同时，我们也无法在理论与市场的逻辑上厘清这样的补贴是否合理，适度。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于中石化的补贴对于企业与政府都不是什么好事，有损企业与政府的效率。

中石化因为补贴的存在，而损害了花大本钱树立的市场形象，没有投资者会认真把这样一家有垄断利润而无定价权的企业真的当成市场企业，这样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大行其道也损害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根基，使行政管制不得不如影随行，步步加强，所有的资源倾向于这些国有大企业，一些公司分拆上市之后整体上市，整体上市之后又分拆上市，游戏玩个没完没了。以往中石化拿到补贴后，分给控股的上市公司，从反面证明这些上市的子公司完全没有独立品格，甚至相对独立的财务系统。

另一重损害是国企的预算难以科学。从去年开始我国制订央企预算的规则，由于补贴和上交红利给予企业逆向激励，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做大成本夸张亏损，以求减少利润的上交额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些巨无霸企业的细帐，恐怕外人谁也无法说清，包括那些受雇于企业、得靠这些企业养活的会计中介机构。两股力量互相纠缠，受制于上市公司的赢利要求、对国企的业绩要求，这些企业赢利越多越好，但实际的利益则让这些企业不时哭穷，因此我们才看到企业一边大声哭穷一边赢利攀升的亘古奇观。

对于政府而言，企业亏损补贴有损公共财政的公开与透明。如杨涛先生所说，企业价格亏损补贴走过了一个马鞍型，从1978年的11.14亿元，剧增到2000年的1042.28亿元，在2001年后持续下降了几年，近年来又重拾升势，2006年高达1387.52亿元。

价格补贴支出在1985年以前冲减财政收入，但1986年以后则列在财政支出中，而企业亏损补贴却一直作为财政收入的减项，并未作为支出项目。企业亏损补贴因此成为公共财政的一大漏洞，财政部门因此可以将不属于企业计划亏损补贴范围的开支项目，假借企业亏损补贴名义予以解决；也有以弥补企业计划亏损为名，通过退库将财政资金转到预算外的问题。如此等等，大门漏开，给上下其手者提供便利。

对于中石化的补贴反应了垄断央企的通病，公益与市场不分，公共财政与补贴、红利混淆。与其这样左口袋进红利右口袋出补贴，辛苦无比地做无效劳动，与其以公众公司的形象为诱饵一手向投资者要资金一手向政府要补贴，不如接受现实，直接将这些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而后以高额暴利税、资源税加以制约。

至于那些没有上市的公益性国企，最好不要上市，他们倒是得了一时之利，却害得公共财政不透明，垄断企业无法改革，投资者在并购重组游戏中晕头转向，为了央企红利大起部门纷争，最后大部分还是回到央企充当了改革成本，只不过多了一大堆管帐与花费的人。

http://yetanyetan.blog.sohu.com/80323990.html#

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袁伟时

在中国迅速融入国际社会之际，民族主义逆流又现高潮。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1999）等书出版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逆流高涨后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当然地受到众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这股逆流言辞有很强的煽动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随者，值得关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种族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多方面和复杂的。

以中国来说，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历来有基于传统文化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种华夏文化认同，通常会转换成为维护正义、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基础。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的旗帜，激励中华儿女前仆后继，又是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壁垒。

19世纪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会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败涂地？天朝大国的陈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义蒙住双眼，不准“以夷变华”，拒绝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

20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还是那么坎坷？国号四变，封闭、半封闭的心态未变，“国情特殊”论加革命高调成为抗拒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铜墙铁壁，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现代主流文化长期被拒门外。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通常对近代中国历史教训所知无多，而盼望国家富强的感情又特别强烈。一些人散布极端的民族主义言论，很容易引起共鸣。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观动机如何，这些言论的客观效果都是令人忧心的。

当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

这次极端民族主义逆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图建立类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近年起劲在内地或召开研讨会，或公开演讲和发表文章，推销他的政治纲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成为“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 甘阳先生宣布，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新改革共识”。

深圳学者蒋庆则在要求定儒教为国教的同时，为中国设计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构：“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则“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议员则由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特地培养出来的贤儒担任。国体院则由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世袭议长，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议员则由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 简单点说就是：所谓大儒和自认或被封为祖先血统高贵的人们对国家管理持有否决权！

“自古文人多大话”。宣布这套奇离古怪的纲领是“新改革共识”，显然是自我膨胀的僭妄，“新共识”云云，无从查证。这些言论的实质是再次构筑抵抗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堡垒。与他们相呼应的康晓光在2005年3月一次谈话中作了清晰的诠释：“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说：中国只能建立“父爱主义国家” ！

第二．经济上，将对外经济活动泛政治化。

中国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环；引进外资、吸取他们的管理经验改造中国国有银行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2005年11月开始，几个国有大商业银行陆续将10%左右的股权转让给国外战略投资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拱手让外资控制”的不当行为。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包括购买对方的技术在内的贸易活动是互利、共赢的；有些人偏偏将技术贸易泛政治化，把考虑选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建设高速铁路说成是“卖国”行为！一些人则老是把正常的企业并购或其他正常的商业活动提高到捍卫国家主权层次。

第三．军事上，提出极端的扩军主张。

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令人震惊的言论。

早在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就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虽然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是个人观点，但如此偏激，体现了某些军人对世界现状的无知和对生命的藐视，让海内外舆论大吃一惊。

在2007年4月14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播出“中国现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舰”辩论，有位军事杂志主编鼓吹：“现在我们国家现实的情况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十年以后，我们考虑到出现航母的时候，中国的军力优势要达到什么，就是关岛以西占优势，关岛再往东，也就是关岛和夏威夷之间跟美国达到平衡。……这才符合一个GDP到第二国家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海军不但要超越日本，还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与拥有十多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达到平衡！

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穷国要与人均GDP三万多美元的富豪进行军备竞赛！这位先生发表这样极端的言论时忘记了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悲惨下场；更看不清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中日、大陆和台湾经济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后，不但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建立，中国与韩国、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可能实现。任何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都会看到，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战，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的目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医疗、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专业的国防力量——从武器装备到人员素质都需要适当加强；但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现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础，从而也是最坚实的国防基础。

第四．教育领域，盲目提倡儿童读经。

读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1905年以前，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华都消磨在四书五经上。民国成立后，读经的叫嚣也不绝于耳。20、21世纪之交开始，旧戏重演，不同之处是演唱者由军阀变为某些学人。

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识。

如果儒家经典真是那么神奇，读了两千年经书的中国老早就应该是现代化的超级大国了。

教育是科学。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创造性思维，生存和发展必须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是国民义务教育应该解决的三大问题；否则国家和公民个人都无法真正自立。21世纪的读经运动的头头脑脑们，不管是冀图通过这个途径发财还是别有所图的，认为不必顾及这三个基本问题，不必顾及儿童是否理解，死记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不是拿国家的未来和儿童的前途开玩笑吗？

当代中国教育有两大痼疾：负担过重和以培养乖孩子为第一要务。传统的儒学经典和蒙学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顺为核心内容；这样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随便干！

与某些人的胡乱猜测相反，废止读经与新文化运动和人民共和国成立毫无无关。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 将近一百年后，竟有人谋求将读经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回到慈禧太后统治时的状态，对历史进步成果的藐视太过分了！

他们高喊：“中国传统文化中断了！”翻开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其中语文课要求背诵一百多篇中国诗文。闭着眼睛大喊“中断”，似有危言耸听之嫌。现状不是十全十美。要改进，就要费点力气调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国古代诗文的份量是过少还是过多，通过认真论证作出合理调整，问题不难解决。

第五．学术领域，鼓吹所谓民族“主体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质的要求和文化寻根的意识趋于浓烈，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兴盛。对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说来，这是文化复兴的正常过程。只要这个过程与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齐头并进，不具有排斥外来文化的性质，不干扰学术和言论自由，它就有可能成为人们企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些眼光短浅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力图干扰这个进程，注入排外的极端情绪。他们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体性”问题；说什么人权、自由乃至各种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强加的话语，我们不能做他们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则认为没有文化主体性，就谈不上大国崛起，民族特性就会消失。

一个封闭性尚未彻底消除的国家，这是最容易煽动民族情绪的命题之一。

“民族特性消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类话语不绝于耳。今日旧调重弹，是市场上常见的炒作手法。所谓民族特性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能体现民族特性的一是风俗习惯，二是核心价值观念。前者通常随着人们的喜爱或厌恶而自然更替，说到底是个人选择推动着这个过程，外部强制即使能得逞于一时，终归不能不黯然收场。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总是死的该死，生的该生。小脚之类的“特性”绝种断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爱的良风美俗即使横加罪名、强行禁止，也会死而复生。

至于价值观念则是随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而变迁；农业经济时代的宗法观念，向市场经济时代的个人权利观念转化，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并且在自然更替中实现的。如果人为阻碍更替，民族、社会、国家的生机就被扼杀。鲁迅说得好：“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话说得尖锐激烈，其实这个观念变革过程是按照社会经济生活进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

值得探讨的倒是：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时代，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个人的自由和人权以及为保障公民权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宪政就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简单地说是：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离开这个内容去谈国家或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都是构建阻碍社会转型的自我封闭的盾牌；是统治者剥夺公民权利的圈套和坚持专制统治的遮羞布。横看世界，纵观历史，屡试不丧！中国人已经吃尽苦头，没有理由重蹈覆辙。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陈寅恪教授的意见是“三纲六纪（六亲）”，而且已无法救疗。不少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许多美妙的概括和诠释，其实都是诠释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庄复生，未必首肯；用以服众，更加困难。进一步说，这些不过是汉族的传统文化；以此冒充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不但僭妄，而且对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散发的是大民族主义的臭味。

一些学者包括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学术主体性”问题。愚意以为这也是不足为训的。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即使是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学者自由参与、使用共同学术规范的事业。如果脱离了共同的学术规范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学术成果。

人文学科怎么样？不努力求真，不讲逻辑，脱离公认的学术规范，制造出来的东西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许自认为很有主体性，但无法与学术界同行交流，也经不起反驳和检验。

在学术领域侈谈主体性，不管主观意图如何，最终只能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垃圾。至于某一国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是发达还是枯萎，取决于学术自由和经济支持是否足够，这倒是主体性十分明显的。

历史上先后有人提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口号。在具体环境下，两个口号各自有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两者都没有解决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文化繁荣的基本条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都有诱导社会乃至政府强制个人的意味，生活已经超越这个阶段，再在这里打转已经毫无意义。

这样说会不会破坏民族文化的传承呢？

除了文革那样以暴力摧毁文化的劫难以外，文化通常有两个前途：

一是丧失生命力，成为供人参观和研究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收藏品。

二是存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绵不断，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于人类物质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提高。

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

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应该保护和传承下去。回顾19、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没有确立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传统文化保护的主要障碍。

有些人把传统文化的困厄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新文化运动通过自由讨论扩展了言论自由空间，推动了学术自由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开创了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艺术，催生了一大批学术和文学艺术巨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荣的。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学术的黄金时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阶段。至于文言文、小脚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国服”被西式服装（从西装革履到T恤牛仔裤）所取代，根本原因在于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观，不能赢得人们的喜爱；归罪于新文化运动是倒果为因，太肤浅了。

第六．思想文化领域，制造意识形态恐怖。

有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老左的惯伎是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乱戴帽子。

最新的一个例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和腾讯网评论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对话：

喻权域：“比如人民日报有一个人叫马立诚，他到日本出了一本书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这不就是汉奸嘛。日本侵占中国在抗日战争死了好多万人。

主持人：马立诚说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么呢？

喻权域：我没有看这本书。”

太惊人了！没有看过别人的书，就据以断定人家是汉奸！进一步考察，问题更加严重：马立诚根本就没有在日本出版过所谓《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的书，也没有发表过有这样意思的言论。

马立诚写过一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只要认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会为马先生的远见卓识所倾倒。马先生的这些言论确实与当时众多狂热份子不同，却与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众议院的演讲中的许多论点是相同或类似的：

（1）马立诚说：“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着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温家宝说：“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

（2）马立诚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温家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3）马立诚说：“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温家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温家宝说：“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判断言论的是非非常困难；凡是创新的言论，更非一般庸众所能立即理解，但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马立诚2002年发表的上述意见，不论正确还是错误，都是一个公民不应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论，可是直至五年后却被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判定为“汉奸”言论！这是典型的冀图以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公民言论自由的事件。现代国家都把言论自由视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进器。这个被诬为汉奸言论的小小事件，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此外，马立诚不过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和编辑，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也没有出卖国家机密的记录，怎样“卖国”？

好在马立诚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轻蔑是无言”，不屑与这位过去的顶头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和编委）计较，不然的话，毁谤罪是逃不掉的。

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误。他说当代中国史学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汉奸言论”，还煞有介事地建议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予于严惩！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制造文字狱的卑劣伎俩。稍微了解中国史学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称得上史学家的人无不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他从别人的文章中闻到“汉奸言论”的味道，与诬陷马立诚是汉奸一样，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爷时代制造文字狱还要从别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两句话作为根据，喻权域连这道工序也省了！

其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新闻记者官僚化后的奇特脸谱。新闻记者，或被尊为“无冕之王”，或被称为“党的驯服工具”，都有准确的定位。问题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职，就开始越位了。最常见的是以自己可怜的见识为尺度，把一切与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为应该剿灭的异端邪说！等而下之的则肆意捏造材料，诬陷别人，甚至冀图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进监狱！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诚的思想卫士，谄媚领导，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哗众取宠，谋取私利！

这样的人居然以爱国主义典范自居，太滑稽了！

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权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附议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和该院的三位学部委员即所谓院士：靳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李崇富（又一位该院马列研究所前所长）、白 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他们同声相应，制造了这么一个腾笑四方的提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誉的损伤不问可知。这使我联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时是国民党执政，而众所周知与共产党亲密无间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沫若却顺利当选。原因很简单：学术水平是他们的唯一标准。

文化民族主义迷思

极端思潮任何时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这些现象表明一个思想言论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在中国出现；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引人深思的不是这些言论的离奇，而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狂热言论还有那么大的市场？ 愚意以为有几条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对道德高调的执迷。

发表这些言论的人们，大都以民族大义的化身自居。

他们忘了古代中国就有“以理杀人”的传统。

他们也忘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义灭亲”、“保卫革命”、“保卫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调掩盖下，冤假错案遍域中带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痛苦！

维护法治，维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是现代人类的基本道德！这是从千百万中国人的血泪中总结出来的不能退让的底线！离开这条底线谈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非愚则诬！

第二．没有摆脱被欺凌的古老大国心态。

一个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而又受过列强侵略压迫的大国，如果沉迷过去，不敢正视自身的弱点，不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沦。中国人受够了这种痛苦，不等于清醒地领悟了历史教训。

失败之际，除了“罪己诏”中承认了的，一切都是由于西洋、东洋鬼子该死！

一旦重振家声在望，立马洋洋得意，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有谁敢说半个不字都有辱国嫌疑！

不能坦然面对过去，是非功过不敢任由人们去评说，在维护国家尊严的藉口下，实际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论自由制度尚待确立。

第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认识。

西欧社会转型是以文艺复兴为思想旗帜的。当代一些有心人冀图模仿西方先辈，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这是视域盲点带来的失误。

盲点之一：没有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法治传统。法家也讲法，但是，中国古代法家讲的是对臣民的严刑峻法，这样的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很难与现代法治接榫。

盲点之二：没有看到与800年前已经有《自由大宪章》（1215年）的英格兰不同，中国的皇权不受契约关系约束。有些学者挖掘出“从道不从君”之说，冀图证明古代中国的君权也是受契约限制的。可是，此说忽视了这句话仅是某些士大夫的励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说不定在若干年间可以出一两个不惜“死谏”的忠臣，皇权对此没有承担任何义务。

盲点之三：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形式逻辑理论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这是现代科学没有从本土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来不少噩梦发生的思想基础。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遗产，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现象夸大为中国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证思维，又受到严格的形式逻辑训练，加上容许自由探讨的社会环境和自由辩驳的学术风气，学术文化有可能比较顺利发展，至少留下较多的生机。如果辩证思维成了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圣贤或圣上辩护的工具，学术沦丧、生灵涂炭就难于避免了。片面地为辩证思维唱赞歌是十分危险的。

不幸，中国思维发展史就陷入这个泥淖。

孟老夫子当年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两千多年来，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讲的现象，一直延绵不绝。

到了20世纪，这个错误在苏联哲学影响下，披上一袭革命外衣，甚至毛泽东也深受其害。他说“资产阶级的形式论理学”，“乃是真正错误的思想”；“因为形式论理学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辩证法不能容许其存在。” 这不是毛泽东个人认识的失误，作为苏联哲学的学生，毛泽东的哲学老师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应邀到清华园给师生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报告，断言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报告结束，主持会议的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说了一句结束语：“今天艾思奇同志的报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逻辑！”（大意）

此后的许多错误，无视常识，骇人听闻，就其认识根源而言，都与违反逻辑息息相关。

中外合流的辩证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变戏法！包括喻权域在内的一大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不过是新近发生的一些小例子。此类言论的鼓吹者丧失了区分反省本国弱点与否定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于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有不恰当之处的人，哪怕是批评慈禧太后之流支持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罪恶举措，就被指摘否定了与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义蒙住眼睛之辈称为“汉奸”、“卖国贼”！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却不知道或故意无视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第四．对中国人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能力估计过低。

鸦片战争以降，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学习西方。为了减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学中源”说，把一切需要引进的西学都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不过是“礼失求诸野”，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是离经叛道。墨子是现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议论时政的“乡校”是国会的雏形。他们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经褪去这些胎记；进入20世纪，这类议论更日益稀少。

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人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现代性，寻找现代公民自由和宪政的思想资源。这是有益的学术探索。不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固然有益，读洛克的《政府论》和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不也发聋振聩？对2001年敢于毅然参加WTO的中国人说来，既然从物质生活到经济制度都敢于与国际接轨，没有计较它们是祖上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涉及公民权利和宪政等等话题，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只语为根据呢？

要避免各色各样的极端言论干扰中国现代化进程，唯一途径是扩大开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视域局限；与此同时，保障言论自由，在自由接触各种观点和参与辩论中，多数公民必然越来越冷静和理性。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法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民主宪政的中国，多元文化同生共育、争妍竞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通往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国人和谐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让极端思潮再次把中国引向歪路。

删节后连载在《长江》双月刊2007年5月、7月号上。

你去上山种一棵树，然后，天天浇水，天天看着它等待它迅速长大成参天大树。。。。。。那种焦虑的等待可见一般。而另有一人，他只是在你的隔壁种了一盆小花，结果那花在很短时间内就大开特开了，让你看着心痒眼热。。。。。。你只是已然忘了它们两者的区别。

有人说中国五千年来没有思想家，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作为一个中国人，听了有点不是滋味，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觉得有些道理，至少，受到很大启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思维立场，确实该换换了。中国人，该换个活法了。五千年来，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人活的太累太苦了，我们一直为别人活着，先是为天子活着，天子叫我们死，我们不得不死，死时还要感谢天子的恩赐。因为是天子养活了我们。是皇帝给了我们生命。清王朝倒了，皇帝没了，该自己养活自己了吧，不靠天子养活了吧。

　　可中国人就是贱，皇帝没了，他们倒相互打了起来，都想当皇帝，又死了很多很多人，打的无聊不打了，不死人了。可我们又得靠党和政府养活着，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因此，两千年了，我们中国人始终长不大，始终依附着别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权利，活着，就是为了党，为了政府，为了国家。为了社×主义革命。过去，我们是皇帝的累赘，今天，我们是政府的累赘，可不是吗，十三亿人啊，世界哪个政府能养得起？我们的政府不仅养的起我们，还使我们过上了基本小康的好日子。但我们毕竟两千多岁了，也该长大成人了，该替政府排忧解难了，政府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办，比如，八亿农民还没户口，几千万人有户口却找不到工作，你说政府难不难？

　　我们不再跪着，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必然看到了新的信息，我们是人，我们必然有自己的思想，必然想独立的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

　　中国有伟大的皇帝吗？如有，那萨达姆也是伟大的人了。象走马灯一般的中国皇帝，有几个不是杀人如麻，他们不仅随意杀老百姓，杀大臣，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杀，兄弟姐妹也杀，亲生儿女也杀，即使有个把皇帝没杀过人，但他们哪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这些毫无人性的人能算伟人？

　　有那么些软骨头的知识分子说那秦始皇是伟大的呀，他统一了中国啊。可你能不能独立的思考一下，如果他不统一呢？七个国家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人民的日子会不会过得好得多？另外，你统一了，就强大了？你那么雄伟不可一世的大国，还不照样好多次被小部落，小国打的屁滚尿流？即使不谈这些，不苛求古人，统一也有统一的好处。但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干的吧，就这一烧一坑，从此把中国人做人的权利剥夺了，使中国人从此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活着，使中国人跪倒在地，尤其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断了脊梁骨，一直在地上趴到今天。就这一件，也足以把秦始皇打入地狱，还奢谈什么伟大？

　　有人会说，那秦始皇不算，但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可是伟人吧，那可是中国少有的盛世啊。一个人，是不是伟人，很简单，一是看他有没有人性，二是看他对人类文明有没有突出贡献。耶酥，牛顿，爱因斯坦，华盛顿，戈尔巴乔夫等，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尊重，莫不因为他们做到了这两点。中国的皇帝呢？即使有的为推翻旧的皇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上台之后无不又做上了皇帝。他们有哪一个打碎了秦始皇反动的×制体系？太平盛世有什么用，盛世了，有点钱了，市政府大楼越盖越高，官员的车子越来越豪华，二奶三奶越来越多。与之相对称的是，老百姓买房的钱越来越涨，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失业大军越来越庞大，八亿农民种子，化肥，农药，看病，子女上学等等负担越来越沉。在×制统治下，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就是中国老百姓苦了几千年得出的刻骨铭心的体会。

　　堂堂一个几亿人的大国，为什么老是被名不见经传的小部落，小国打败？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做亡国奴？这个根子就在秦始皇。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活得有兹滋有味，死也干净爽朗，人的智慧人的尊严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如果在这条道上良性发展下去，美洲大陆谁说不可能是东方的汉人发现的？可秦始皇这个没人性的怪物，灭了六国后，急不可待的搞起了中央集权制，把全国的土地全归于皇土，再由他直接任命的郡县长官来一层层的控制人民。又来个焚书坑儒，就把全国人民变成了他秦家的奴隶。变成了一群心怀恐惧而又不会说话的动物。不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反过来也正说明秦始皇内心的恐惧，他为什么也恐惧，因他当初是借着武力杀人上台的，他的潜意识里知道他的政权是不合法的，而权利又是如此迷人，于是，为了巩固权利，什么缺德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万事开头难，中国历代皇帝无不对秦始皇感恩戴德，他们在秦始皇打下的，禁锢人民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地基上添砖加瓦，让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间监狱越来越坚固。越来越严密。而那些受皇恩的郡县长官，又成了一个一个的小皇帝，大皇帝有意让小皇帝掌管一切，如地方行政官，法官，警官，税官等全是一个人做，实在做不过来，就找些傀儡来帮忙。大皇帝还有意让小皇帝贪污，让小皇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小皇帝自然心领神会，耀武扬威，鱼肉人民，有意为大皇帝卖命，大小皇帝就此构成了一个皇权之国。让国外的人民流血淌汗的供养着。这些眼睛长在头顶的小皇帝，只对大皇帝效劳，而视脚下的芸芸众生为泥土。他们活着唯一目的是巩固皇家的稳定，为了稳定，不惜牺牲人的一切尊严和人格。，他们扼杀每个人的独立思考，扼杀任何自发的民间组织，把人变成只会干活，不能说话，不会思考的一个又一个孤立个体动物。使中国人的人性越来越堕落。任何不让人民说话的政府，都是没人性的政府，是外强中干骨子里虚弱的政府，是知道自己是不合法的政府。

　　秦始皇的统一，使中国人丧失了做人的权利，是一次人类文明的大倒退，是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

　　中国的老百姓素质就是这样低下起来。满人打过来了，小日本打来了，得，在哪儿不是当奴隶，亡国？关我什么事，我什么时候是个国民？我只知道纳税，而不知道纳税钱用到哪儿去了，我卖的是什么国？要我爱的又是什么国？

　　这下可好了，皇帝不急太监急，那些老祖宗被坑了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倒嚷起来，中国人素质怎么这么低呀，怎么不誓死捍卫皇上呀。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有个洋人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要经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五个发展阶段。于是，他们象拿到圣旨一般，把自己的历史硬往上套，用来启蒙愚昧的中国人不算，还把它写进教科书，当成全国青少年的信条。

　　洋人都是这么说的吗？根本不是，有的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信息时代。

　　有的说是原始时代，君主皇帝时代，自×民×时代。

　　有人强烈反对把人分成阶级，说人类只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没有阶级之分。阶级斗争，×政，不过是人为制造的人间灾难而已，是人类历史的一条岔道，不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必经的道路。迄今为止，人类只有过社×主义国家，而从未有过资本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哪种说法都是一家之见，对于无知的青少年，正确的应该把各种信息告诉他们，让他们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能事先把一家之言当成真理，写进教科书，非要他们接受。

　　可那些大知识分子赶紧说，那可是马×思说的呀。他的理论可是放之世界而皆准的呀。

　　马×思是谁，不就是一百多年就死了的一个德国人吗。无可否认，马×思是个对工人极富同情心的饱学之士，他一生贫寒，却留下了丰富的巨著。但你必须承认，他也是个人，不要说很多反对马×思的人，即使他自己，晚年的理论就和早年有矛盾，而他最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也对马×思晚年的理论有疑义。

　　那么，你说这样自相矛盾的马×思主义是真理，难免有人要请教，你说的真理是马×思的矛呢还是马×思的盾？马×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什么他本国的人不实行？为什么曾实行了他真理的国家现在一个又一个的放弃了？为什么非要你中国人来坚持？马×思已死了一百多年了，他的预言有的被验证是对的，但更多的被无数铁的事实证明是错的。可你依然把它写进宪法，作为国教，岂不是弱智？

　　全世界不知道有几个国家把一个人的理论写进宪法的，宪法，国家大法，是保护每个国民利益的。把一个人的理论写进宪法，要全体人民只能听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岂不成了神，但神能写进宪法吗？美国９０% 以上的人相信上帝，但谁也不敢把圣经写进宪法。因为，美国人懂得，把耶酥写进宪法，就是多数对少数的×政，宪法上的人人平等，信仰自×就是空话，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可那些永远正确的知识分子又来了，他们明明心里清楚，自×民×是大势所趋，可嘴上却别有用心的说，这是中国呀，什么都要有中国特色呀，中国人素质低，人口多，能象西方那样搞民×自×，搞多党制吗？不要××党领导行吗？

　　中国人素质低，不假，如奴性重，麻木不仁，窝里斗，面子大于利益，持强凌弱，趣炎俯势，虚伪懦弱，对同胞残忍，对洋人低眉……可这一切来自哪儿？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郡县长们，哪一个不比老百姓素质还要低？中国人素质长期低下，人性长期得不到解放改善，祸根全在×制统治。

　　但中国人是不是低的连票也不会投呢？现在已是什么年代了，印度人五十多年前就会投票了，伊拉克，阿富汗的人现在也会投票了，那些大知识分子们怎么如此弱视呢？一部不过是算命用的易经，有人说了两句，那些知识分子就象挖了他祖坟一样，跳了出来，说别人污蔑中华民族。那你把中国人看得连你一向瞧不起的印度人，阿富汗人还要差，到底是谁在污蔑中华民族呢？让人想不通的是，中国××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断的向国民党军阀要民×，要自×。而那些一向听党的话的人，怎么敢在民×自×这件事上同党对着干呢？难道中国人的素质还不如七十年前？

　　不要党的领导行吗？这就更怪了，现在的政府官员不都是党的人吗。纳税人的钱，只是用来养政府的，为什么连那些作报告的写字的踢皮球的人都要养起来？２８个人养一个当官的，中国人还能养得起多少年呢？你用着那些少女用肉体换来的钱难道就没有一点羞耻感？你坐在那些奔驰车里，看着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难道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全世界不在党的领导下过日子的人。难道都活不下去了，都要移民到中国来不成？

　　还有人说，中国人多，要是搞民×象俄罗斯那样乱起来可怎么办？稳定压倒一切啊。你听得出来吗，这话是否似曾相识？中国那些权利的跟屁虫们，，别的本事没有，妖魔化别人倒从未停止过。先是资本主义国家腐朽堕落，必然灭亡，后是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后明明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可还死不悔改。近来又妖魔化起俄罗斯，印度，日本了。不就是盖了几十个世界超一流的市政府大楼吗，就要搞什么大中华了，你也不想想，中国只有五十六个民族，哪里有个中华民族呢。这不是明摆着在鼓吹大汉族主义吗，在制造民族不平等吗。当年日本人要搞大东亚共荣圈，你现在要搞什么大中华，全世界人民能看得起你中国人吗？能不对你的胡言乱语看不清而警惕吗？

　　俄罗斯是乱了几天，但那是乱了谁呢？俄罗斯的国企改革，厂长和工人的股票是平等分配的，而中国呢？即使在那些日子里，每个俄罗斯人都有社会保障，住房，医疗几乎全免费，家家一天２４小时自来水热水，免费供应，学校不仅全免费，还提供一顿免费午餐。请问，你还有资格对俄罗斯说三道四？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国强首先要民富，政治家的活动价值不在于自己的声誉和小集团的权利，而在于千方百计大幅度的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上。今天的俄罗斯，年人均总产值已突破３２００美元，远远的超过了中国。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竟然把中国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说成是中国年人均收入，向全世界宣布。也还是那位俄罗斯总统，有次看到来访的德国人名单里有个叫恩格斯的，诙谐的说，嗨，我真怕马×思也来了呢。俄罗斯人为了试验马×思美好的理想，付出了七十年的惨痛代价，他们再也不愿意做傻子了。可为什么有人还要中国人继续当试验品呢？

　　已民×六十年的印度，有甘地，有德兰修女，有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有获得” 印度人的良心” 美称的经济学家阿马蒂尔，印度的中产阶级比中国的富豪们品德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印度的软件业胸霸全球，印度也还有穷人，但它从未发生过饿死几千万人的事，从未把几千万城里的年轻人流放到乡下，从未把几千万人打成党内走资派，×派，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坏分子……从未使全国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伤害。到底是谁乱了呢？

　　你关起门来自高自大能糊弄人到何时呢。可悲的就是有那些人，对国内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屁也不敢放一个，可骂起小泉，布什，阿扁来，唾沫四溅。他们心里明白，这不仅没一点风险，不会被打成反革命，说不定还能讨得当权者的青睐。至少能出出风头。你信不信，要是日本人再打进来了，第一个当汉奸的准是这些人。这些没脊梁骨，不学无术的家伙，还有一大特长，即只要有洋人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二十一是中国人的世纪等等，那就不管说话的洋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他都要转到国内大报电视上穷吹一番。

　　德兰修女在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大会上，宣布把奖金全给印度的穷人后，站站兢兢的对主持人说，能不能在会后不要搞什么宴会等其它活动，而把省下来的几千美元给她。当主持人当众答应她的请求后，德兰修女象个孩子似的微笑了，说，我要把钱带回去，全交给印度穷人。

　　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死活要坚持走社×主义道路的中国的贪官们，你们哪一天才能把公款吃喝的钱，把公款嫖娼赌博的钱省下来，交给可怜的农村孩子们呢？你们移居在资本主义国家，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妻儿老小是人，而在社会主义土地上，千百万苦苦挣扎的纳税人难道不是人？你们真的没有一点人性了？你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

　　德兰修女亏得不在中国，要不，还不被那些爱国者们的口水淹死？在外国人前面丢中国人的脸，说中国人穷，罪该何等。即使不死，当她带着外国人的钱回到中国，恐怕先是钱被贪官们拿去嫖妓，后是被戴上间谍，出卖国家机密，颠覆政府的镣铐关进监狱。

　　可那些大知识分子们，就是不死心，又说民×就那么好，中国实行民×了就没贪污腐败了？这只能说明这些大知识分子们，已经被权利熏瞎了眼，也是中国人的要么黑要么白的思维方式的怪论。民×，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但你问问老百姓和贪官，谁怕民×？谁怕选举？至少，民×后的纳税人的钱袋子在议会手里，总统用起钱来要找议会，这总比现在这样好的多吧。更何况，报纸，电视，选民，都盯着政府官员，被杀头坐牢的官要比现在少吧？八亿农民有了选票，哪个党还敢让他们的孩子上不起学？

　　美国建国时人民的素质，比今天的中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开国总统华盛顿不就是个小奴隶主吗？但正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伟大的宪法，美国人的选举权才逐步扩大，美国人种族歧视才逐步缩小，即使今天的美国，也绝不是人间天堂。但要是当年任军队总司令的华盛顿，在赶走英国人后不是解散军队，而是带着大军到费城当皇帝，难道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要知道，那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９９% 的都是皇帝君主当家。只有一个英国是君主立宪制。要是华盛顿当了皇帝，美国有今天这么强大吗，美国人民有今天这样幸福吗？美国人的素质有今天这么高吗？恐怕不仅仅美国，就是全世界的人类文明史，都要改写了。

　　中国特色，说穿了，不过是坚持落后坚持一个小团体之利的代名词而已。台湾都能搞民×，大陆就不行。难道非得地球上有个和中国人一样多，国土面积一样大，历史一样长的国家搞了民×了，中国才能搞民×？

　　一个家境殷实，夫妇恩爱，孩子可爱的家庭从来用不着对邻居说三道四，只有那些家里揭不开锅，夫妻吵架，孩子受虐待的家庭，才会为了面子，不断的今天说西家腐朽，明天说东家要完蛋，只有它才是全球最好的家庭。不断的妖魔化别人，完全是一种死要脸活受罪的病态心理。是内心极其虚弱的表现。

　　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思想。没有思想的民族，注定是懦弱愚昧落后的，注定要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欺负的。是注定要被文明淘汰的。

　　人，只要你依附于组织，依附于人，就没自×可言，就不能算个人。你叫张三，张三就是你。虽然中国人还有几千个叫张三的，但你知道，你就是你，你的情感，你的心灵，你的思想只有你才有，你的利益只有你自己争取维护，你是独一无二的。你为你而活着，别人不会为你活着。对于你，只有你才是最伟大的。当你彻底看请这一点，你会发现很多人一直在骗你，你会发现，在你的教科书上，在报刊杂志上，在书籍上，在电视上，有很多是假的。尤其是那些你过去以为是绝对真理的，绝对不可少的，恰恰是最荒谬的，最没人性的。因为，那些是×制统治者给你洗脑时对你灌注最多的玩艺。你还会发现，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做一个不再迷信任何人，不再迷信任何思想的人，是多么幸福而愉快的事。

　　有个大历史学家，早在很多年前就说过，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仅存的十来个民族，很可能都要被西方的白人同化，只有日本和俄罗斯有可能与西方的列强抗衡，保留自己的民族特性。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要是真爱国的话，能为了一己或一个小团体的利益，眼睁睁的看着他的预言成真吗？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为了你的孩子能有一个民×自×的蓝天，为了民族，为了祖国的明天，都来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吧，都来尽可能地说出你的独立见解。倘若在你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那片蓝天，你就会毫无愧疚而自豪的对孩子说，你老爸，也是个中国的男子汉呢

关于5月30日凌晨财政部发布了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率的事情，看到两则笑话寓言，挺有意思。收藏来讽刺一下我们这个没有诚信的管理层（5月23日曾“僻谣”说近期不会提高税率）。很抱歉我也是从别人转贴处看到，无法给出原出处。

气球破灭的方式，俩招儿，一是接着吹，我吹不动了给你吹，气越来越多，皮越来越薄；二是钢针一扎。俩招儿后果一样。有人不这么想，非说用针扎破比吹破环保，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还到处宣传，瞧，我扎的多及时多三个代表多八荣八耻多JB漂亮。

漂亮个JB，纯粹是俩JB熬汤一个屌味。

如果非要找出不同点，那就是吹炸气球倒霉的只是接最后一棒的那个小傻冒，而扎破气球肯定会炸伤一群大傻逼。

所以，做气球生意的行规是，只能告诉买主别吹了再吹就炸啦，而不能上去一针，替天行道，否则生意没的做了。这种人卖气球你买啊？

国外做气球的生意人严格按规矩办事，国内则喜欢扎针，卖气球的喜欢扎，卖气球的爹或是爷也喜欢扎，”你这气球太大了，要炸了。”上去就一针。完事儿还说，你看这下好了吧。所以国外气球生意总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内只能等上一波大傻逼死光了再做下一波生意，所谓轮回。

小明兴高采烈蹦蹦跳跳的在路上走，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对他说，不要蹦，不要跳，会摔跤的，小明说，不会啊，一 直都这么走没事的，慈祥的老爷爷二话不说，一个扫堂腿放倒了小明，笑眯眯的说，你看，摔跤了不是？

http://xys.dxiong.com/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491.txt

“疑难杂症”是医生水平极其低下的人类群体的“黑话”

　　王澄医生 2006年11月

　　先原文抄录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2006年11月7日的一篇报道。

　　中美专家UCLA学术交流。陈可翼（王澄注：可能是陈可冀）谈中西医结合医学进展。[本报记者马云 阿罕布拉市报导] 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东西医学中心于5日下午举行第11届[东西结合医学中美专家学术交流年会]。中国著名中西结合专家陈可翼教授做了主题为[中西医结合医学进展-50年回顾]学术报告。他表示50年来，中西结合疗法在中外都已经有很多突破，也得到世界医疗界的认可。中心主任兼大会主席许家杰教授和中心医师李捷珈都表示，虽然目前有人怀疑中医的疗效，但是事实证明，中医在很多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都有突出成效，华人在美国从事的中医治疗在疾病疗效，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方面都有很好成绩。目前该中心正在筹办乳腺癌早期诊断的中医研究小组。陈可翼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著名中西结合医学先驱，中国中西结合医学会会长，同时，也是洛杉矶加大东西医学中心在接受Wallis Annenberg捐款后第一个中国访问学者。陈可翼详细阐述了他毕生从事中西结合医学研究的经历，以及中国在此方面的成就和教训。

　　王澄的讨论：

　　我18年前来到美国，发现三件事只有中国有，美国没有。一是听不懂的方言，二是土特产，三是“疑难杂症”。因为美国的交通极为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频繁。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7-11次家。所以即使有人有（英语）南方口音，夏威夷口音，但是别人完全能听懂。所以中国的那种彼此之间听不懂的方言是地域隔离造成的，是交通不发达的结果。也是因为美国的交通发达，一地若有好的“特产”，其它地方马上学去，或代销。所以没有必要去“特产地”购买。

　　在美国没有“疑难杂症”一词是我在美国做了临床医生才发现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疑难杂症”。

　　按照美国培养专科医生的标准，一个专科医生应当学会这一个专科里所有的疾病。中国的中医从生到死也听不懂我说的“这一个专科里所有的疾病”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前人见过的人类疾病，被准确地客观地细致地描写在文献里。所以，一个美国专科医生毕业的时候，要把前人写在文献里的所有疾病的描述背的滚瓜烂熟。（当然有主次之分。）这就需要化很长很长时间来学习。比如，美国的一个神经内科医生的培养，4年普通大学，4年医学院，1年“第一年住院医”（有个专门的名字叫intern），3年神经内科专科学习（resident）。加在一起共12
年。

　　美国国家为了培养住院医生，给培养的医院每个住院医生名下每年10万美元。4万给了住院医生作工资，6万给了医院做培养费。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就不服，他说国家为什么不给律师相当于“住院医生”的培养费，而只给医生，他嘴上还说要裁掉这笔钱。医学界的人笑话这个总统说外行话。

　　在美国，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想成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就要准备再吃12年苦才行。这12年对于医学生和住院医生来说，没有一天轻松过。有极个别住院医生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工作压力加上本身的精神问题而自杀。很多美国人不原意让子女做医生就是因为学习过程太长太苦了。美国就是因为花了这一番努力，像神经科医生那样在12年中黑天白夜的读书，管病人，讨论，参加研究，就是这些辛辛苦苦的积累，才有了美国今天在临床医学上遥遥领先的地位。

　　我们大家用平常心想一想，难道世上会有人认为美国人的这一番辛苦是没有必要的，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中国只要像中医鼓吹者说的那样回到“私学”就够了？

　　我曾去加州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医学中心学习，看到当地的一张小报拍了一张手术室里正在做手术的照片。照片上照的是一个正在帮忙“拉钩”的女外科住院医生在手术台上打瞌睡。小报评论说，让住院医生超时工作，得不到充分休息，这样下来我地区的医疗质量怎么能得到保障？我把小报拿给斯坦福的其他住院医生看，他们笑了笑说，哪个住院医生嫌累不想干了，后面还有一千个人在等这个住院医生的位置呢。因为学校有名气，在这里学出来有前途，大家都争着来。

　　这样培养出来的美国医生，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一个疾病是书上从未提到过的，他是第一个发现的，他会高兴的跳起来，因为他写出第一份报告，就有可能后人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疾病。可惜的是千千万万个美国医生看到的病都是前人看过的，书上早都有的，没有一个是自己发现的。（我并不排除会有新的疾病出现。）今天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病都写在英文的文献中，中国医生不会看，并不能说它不存在。中国的中医，连包括（主要是）英文在内的人类的医学文献中的10% 的知识都没学到，却张牙舞爪的说要攻克世界难题，要创新。这样不了解自己在当今世界的地位的人，当属于小丑之类。任何一个人要想做好自己这个领域里的工作，第一件事是了解其他人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做过什么事，这个“其他人” 指全人类。这难道不是一个智力正常人的逻辑吗？我们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医生包括中国的中医在内把包括英文在内的本专业文献读熟读透，这个要求过分吗？中医自己做不到就说这个要求没必要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医疗体系多年来一直是一种递减型的体系。医生的水平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医院到小医院递减。从上往下，医生水平越来越差。现在，除了大城市的重点医院的医生以外，在中等水平医院和基层医院工作的医生和专科医生很少有人能熟读本专科的英文文献，基本做不到对本专科的100%的疾病及有关知识的了解。这就让中医钻了一个很大的空子。中医凡是看到西医说不清楚的时候，中医的瞌睡一下子就没有了，马上跳起来说，那是疑难杂症，我专门看疑难杂症。

　　美国的英文中没有“疑难杂症”这个词。如果遇到复杂的病例，美国医生说，It is a complicated case。（复杂的或困难的病例）。这是我能找出来的比较接近的一个词。这句英文的意思和中医说的疑难杂症之间的区别是：美国医生用这句话通常有两种可能：1。美国医生能诊断出来，是因为书上写着。作为人类，这不是第一次见到。但是目前（对于这么严重的情况）还没有好的治疗办法。2。或是一个人得了几个病，治疗方案相互矛盾。这个英文的“复杂”一词，多数时候是用在“治疗”的困难，而不是“诊断”方面。

　　中医说的“疑难杂症”，通常是指在他行医的那个方圆几十里，没人能诊断出来，没有人能说出道道。那里的西医说不出道道来，中医本人也说不出道道来。但是中医敢蒙人说“我知道”，中医还敢接着拿病人试着治。所以，全中国的中医他们生来就有一个“先天性疾病”，以为“中医在很多疑难杂症的治疗方面都有突出成效”。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中医连诊断都不知道，瞎蒙瞎治，拿病人作实验。中医的把戏就是瞎猫去找死老鼠的把戏，怎么可能会有“突出成效”。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比如中国台湾地区，所有的病都先在西医那里得到了诊断，但是很多病西医没法治，病人拿着西医的确切诊断去找中医治疗，死马当活马医。而在中国大陆，中层和基层医院的西医医生没有能力给情况复杂或病例罕见的病人一个正确的诊断，就把病人整个送给了中医，以致于中医多年来拿能治“疑难杂症”当吆喝，还敢和西医打擂台。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会恍然大悟。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各级领导人从来就不得“疑难杂症”。所有的领导人得的病都是有名有姓的病，领导人死也死得很明白。讣告上从来都说“死于心脏病不治”或“死于癌症不治”，为什么没有说领导人“死于疑难杂症不治”。道理很简单，就是给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医生都是中国最好的医生。他们的英文很好，国际上的英文医学文献更是娴熟得很。在他们面前，怎么会有“疑难杂症”。

　　讲一个大家喜欢听的故事。1974年，毛泽东得了一种病，吞咽无力，两手两腿无力，右侧较严重，手掌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明显萎缩。大家从电影上看到毛泽东流口水，（不能及时吞咽），以为他得了帕金森氏症，或者有过小中风。当时，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王新德在给毛检查以后，诊断为罕见的运动神经元性肌肉萎缩病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病理过程是在大脑，脑干和脊髓内主管运动（肌肉）的神经细胞逐渐死亡。（这种病人的神经细胞为什么死亡现在也不清楚。）所以，这些神经支配的肌肉包括咽喉和肢体的肌肉，也就萎缩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当时也被请来会诊。张说，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沅昌的临床经验那个时候已经有30年，只见过两个这种病人。当问到这个病的预后，张说，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据国外文献报道，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最多能活两年。毛泽东于1976年9月逝世。毛泽东身边的人说，毛泽东是个伟人，也是个怪人，居然得了与众不同的“怪病”。

　　我随手翻开1997年版的美国著名的《神经内科学》（Principles of Neurology, sixth edition. Raymond D. Adams, Maurice Victor, Allan H. Ropper. McGraw-Hill） 第1090页。第一句话说：(ALS)这是一个普通疾病，每年新发现的病人数是每10万人中有0.4到1.76人。 （This is a common disease, with an annual incidence rate of 0.4 to 1.76 per 100,000 population.）尽管美国的这本1997年的权威性著作和1974年有时间差，（20多年后人们对这个病就更加了解），但是，很明显，明白的人说是“普通疾病”，不明白的人说是“怪病”，轮到中医就说是疑难杂症。

　　所以，如果中国的全体医生现在开始按美国的专科医生标准培养，那么30年到40年以后，用“疑难杂症”这个词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就是今天，只要把所有的中医看过的“疑难杂症”转诊给能给毛泽东看病的那样高水平的医生去看，这些医生绝对不会采信疑难杂症之说。

　　中医认为毛泽东支持中医是“英明决策”，可是毛泽东在1955年4月对自己的医生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很明显，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是在利用中医。

http://blog.sina.com.cn/u/447a5ded010006t1

　　很喜欢郑板桥的画，几枝墨竹、一束兰草、一块嶙峋的怪石，只占据画面一角，大片留白，显得意境幽远。而有的山水花鸟，把画面挤得满满的，像是生怕糟蹋了纸，内容是不少，画家也够卖力气，但失去了意境。

　　郑板桥有两句好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相比之下，一些宫廷画家的画则显得俗气，无非是把人物、景物的状态描画出来拉倒，没神韵、没味道，多半是些“承旨之作”吧。

　　作品差之千里，就在于画家追求的东西不同，或图一份俸禄，或为了养家糊口，或为造假画儿赚钱，可造来造去，倒弄得自己不会画画儿了。而有人为了追求一种境界，锲而不舍，终成大家。所以，要明白自己要什么，从一个简单的地方出发，思路也就变得简单了。

　　有几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据说大人回答起来都不如小孩：

　　“假如罗浮宫失火了，只能抢一幅画出来，抢哪一幅”？大人可能在犹豫，选择梵高的还是达·芬奇的？小孩的回答是，抢离门最近的那一幅；

　　“如果妻子和母亲同时落水，你先救谁”？大人可能在孝与爱之间权衡，苦思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孩子的回答是，救离你最近的一个；

　　“如果热气球上有三个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人，分别是环保学家、核物理学家、医学家，气球承受不了那样的重量，必须抛下一个人，抛谁”？大人在考虑污染、核能利用、人类健康，哪一个更重要；孩子的回答是，把最重的人扔下去。

　　面对一个问题，大人在伦理、价值上权衡，孩子在考虑“有效”。

　　还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儿，一个大人对孩子说，“我们相互提问，我答不上来给你50元，你答不上来给我1元”。于是大人问孩子一个深奥的问题，孩子输了，委屈地掏出了1元钱；轮到小孩提问了，问题是“三个鼻子，四张嘴，八条腿的东西是什么”？大人输了50元。然后大人问，“究竟是什么”，小孩回答“我也不知道”，于是小孩又掏出1元钱。

　　大人在找一个能够难住小孩的问题，而小孩在想办法赢钱。一个问题不见得符合逻辑，但在游戏规则内能够把钱赢进来，这就足够了。于是，2元钱的成本，50元的收益，48元的利润。

　　说来说去，我们经常是把问题想复杂了，思路离开了问题的本源，而岔到旁枝末节上去，于是造成了损失。

　　不久前，宝钢启动，推动大盘一路上行，二八特征明显，甚至演变为一九现象，招来一片骂声。有人谴责股市上涨没有给广大投资者带来收益，这种说法很容易引来一片喝彩，吸引万千眼球，但问题是，有没有用？是不是合理？

　　任何一个市场都是少数人赚钱，极少数人赚大钱。有些地方是有钱赚，但由于众多门槛导致多数人进不去，股市毕竟一迈腿就能进来。就以美国为例，道·琼斯指数不过包含几十只股票，绝大多数股票是被边缘化的，甚至有些股票一年的换手率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把一个道理弄清楚了，很多愤懑也就烟消云散了。那就是，我要做什么？赚钱！在哪里做？市场！所以，不能骂市场，倒是应该反省一下自身存在的问题。

　　至于怎样赚钱？就简单了，那就是确定自己的投资思路，找到一个简单的思路。投资，就要深入研究上市公司，选择招商银行(12.6,-0.44,-3.37%)、深万科这样的好股，长期持有，百忍成金；投机，也不妨事，仔细研究成交量和价格，跟随主力资金的运作轨迹，博取短期的暴利；都可以，但要弄明白自己究竟要什么。

　　比如宝钢，10月27日成交量比前一天放大4倍，一般人会想，谁在做？宝钢背后有什么利好？业绩增长还是并购重组？在琢磨中犹豫，宝钢几天之内芝麻开花，涨幅接近40%，犹豫使你失去了最好的战机。

　　如果从投机的角度看，47亿流通盘的宝钢，即使不算航母，也是一列长长的火车。单日成交量放大4倍，换手超过4%，成交量创一年来新高，不管原因是什么，后面一定“有事儿”，而既然火车“动”了，在巨大的惯性下就不会戛然而止。此时，最重要的不是弄明白“事儿”，而是要采取行动，只要设好止损线，就看股价怎么表现好了。

　　这就是简单。我们投资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弄明白原因，弄明白原因之后买进，结果常常是套牢。市场的特征是，结果先发生，原因后出现，即使原因出现了也未必是真实的。

　　下跌也如此，很多人之所以套牢，是因为在股价、指数破位的时候，不肯及时行动，而是去探寻原因。当他知道“原来如此”的时候，股价已经面目全非了。

　　想想看，猎人遇到老虎时，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把子弹推上枪膛。猎人决不会瞎琢磨，老虎是偶然串亲戚路过，还是就奔我来的？老虎吃过饭没有？是东北虎还是华南虎？行动是一种本能，猎人决不会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瞎耽误工夫。

　　由于思想上的误区，在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偏离了问题的本源，而在没用的旁枝末节上纠缠不休。把挺简单的事情弄得一团乱麻般的复杂。实际上，很多事情不复杂，作出应对也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自身的弱点。

　　爱因斯坦说，“世界是简单而和谐的”。

　　郑板桥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