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月，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当时国际名人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都致电蒋介石，请求释放。最后推来推去，于次年四月，公开审理。罪名是“危害民国”。他却在辩诉状里说：“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以言土地，东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此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言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满清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故认为反对政府即为叛国，则孙、黄二次叛国也……”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审判长怕惹出是非，站起来说，“你不得有鼓动言辞，要上下一致，安定团结。”

　　陈独秀说：“刚才你说到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但不管他的辩诉多么有理，状辞多么有华采，国民党还是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后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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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有反动派总是要求别人“上下一致，安定团结”，不知道“安定团结”是不是和“稳定和谐”一个意思？

奴性是怎样炼成的？
　　 作者：朗废
　　
　　 从人的本性来看，有人愿意生而为奴吗？没有；有人生而为奴吗？没有。那么人的奴性又从何而来。或问奴性是怎样炼成的？所谓奴者，思想和行动皆被人操纵。一个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苦役工，不一定是奴；一个身陷囹圄的思想者，绝对不是奴，因为他的精神和灵魂每天都会在天地间飞翔。因此不从精神上控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自由，还不足以令其为奴；只有操纵了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才足以让其为奴，甘心为奴，甚至为奴而不以为奴！鲁迅先生曾沉痛地说过，中国人的历史归结起来就是做稳了奴隶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样的历史循环的宿命的怪圈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吗？没有人敢大胆说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专制独裁的统治和愚昧奴性的思想文化却一直毒害着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扭曲着我们的人格和心灵。我们祖先睿智聪明，发展起了令人骄傲的文化和文明，可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却是戴着枷锁的文明缔造者，是穿着镣铐的舞蹈者。在我们沉浸和陶醉于光辉灿烂的文化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历史在我们的身上打上了奴性的烙印，一种深深的烙印 。要解下束缚驱除奴性，必得清楚奴性的来由，看清那些让我们变得奴性重重的阴谋与伎俩。
　　
　　 提起中国人的奴性，说法很多。奴性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有多方面的因素，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在近现代中国，在千年封建帝皇专制独裁统治的历史传统基础之上，制造人民奴性的第一个手段，就是政治权威和政治力量的人格化。中国虽然并不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却全民都有类似于犹太教中的“米赛亚”情结。在历史发展的突变时代，统治者和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往往较容易在愚昧的人民中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和获得超常的权威，同时相当容易利用人民对历史英雄和权威的崇拜意识和心态，鼓吹英雄史观，夸大神化领袖与政党的作用。在神化领袖的同时则将政党力量人格化并凌驾于人民的头上。用政治权威的人格化取消人民的独立人格。令人民在获得一点历史进步的好处的同时伏伏贴贴，感恩戴德；随后历史又很快在奴化的统治下退回黑暗的时代。领袖神化与政党人格化的目的就是让人民产生自卑与依附性，取消他们的独立人格；让他们匍匐在巨大的人格化的政治力量的面前，成为战战兢兢的臣民和奴才。
　　
　　 这套伎俩，就是要让人民知道要“感谢”谁，要崇拜谁，要记住谁的恩德与施舍。方法有二：一是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念，施行奴化教育，用奴性教育培养奴才；第二个手段是利用社会公共权力机构、官僚系统推行群氓式的大众文艺，在政治宗教色彩浓厚的群众文艺中宣扬英雄史观，虚构太平盛世，施行歌功颂德。普遍的形式是铺排太平盛世的宫廷歌舞与歌功颂德的民间音乐歌舞的混合体。最有效的艺术手法是拟人和比喻。将祖国比做母亲倒还令人信服。某一个政治力量成了人民的爹和娘，竟也让人挂在嘴边直到今天。可是最拙劣的手段竟却有最佳的效果。至于今天把政治力量人格化的歌功颂德的歌曲还在大行其道，人民的奴性可见一斑。这些歌功颂德的歌舞被称为“主旋律”。与那些鼓吹色情、颓废、金钱万能与声色犬马的庸俗流行歌曲一道，成为毒害人民的双重精神鸦片。歌星与人民艺术家把党唱为亲娘，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把钞票看作亲爹。双重的奴性正是今日中国的一大景观。奴性的炼成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在权力者而言可是秘而不宣的。今日揭开其中蛊惑，不亦快哉。
　　
　　 奴性的炼成的第二种手段和方法就是鼓吹“现代政治道德贞节观念”，把人变成工具，人便为他所用，为他所控。工具当然是不会说话也不会思想不会反抗的。如何把人变工具？首先是鼓吹和培养人民的政治道德贞节观。把国家、集体、政党、民族、革命等等东西概念化，成为抽象的价值观，并把这些东西凌驾于个体的头上。让人民相信为了这些东西可以奉献所有，包括生命。而人这个目的倒变成了手段。正如中国古代女子的贞节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统治者要人们相信的是人的现实利益、人生福祉以及人的生命都不比那些抽象的概念来得重要。其次就是通过政治道德贞节观的培养让人自甘堕落，自认卑微。通过政治力量的人格化贬低人民个体的人格，甚至取消他们的人格。所谓“螺丝钉”精神即是其典型。这是用工具说将人变做工具，使人甘当任人摆布抓拿的工具。
　　
　　 要取消人民的独立人格，就要用政治道德贞节观使人民甘做牺牲品，就要培养“贞洁文化”的政治典型。中国现代当代历史的不要同的阶段，某党都制造和神化了大批充满政治道德贞节色彩的“英雄”、“榜样”、“烈士”，他们或者为了抢救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而死的冤魂，或者是在以精神原子弹为动力的蛮干中丧生的烈士，或者是作出了超出他们能力的牺牲之举的少年儿童英雄。最近的二十年来则有无视公民生命安全，抽象片面扩大夸大鼓吹“见义勇为”精神的官式宣传。某些宣传中津津乐道的是某种让人献身的价值以及这种为某些抽象的价值轻抛生命的精神。至于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是不在考虑的。人成了工具，自然就成了比奴还要可悲的东西了。
　　
　　 第三，关于“奴性是怎样炼成的”，不能不提到中国人“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因为奴性的形成与它有莫大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在封建社会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法宝。以崇天敬祖为核心，“礼”为基础，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为其基本纲常等级，忠义孝悌为封建伦理的基本内容。人在其中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一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
　　
　　 人们总以为这一套已经被五·四运动砸碎。殊不知，它却异常顽固地潜存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又偷偷地通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农民色彩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珠胎暗结而转世，借革命之壳大张旗鼓地还魂。对祖先的尊崇、对帝皇的膜拜、对家长的服从，不过是被对主义的狂热信仰、对领袖的顶礼、对国家与集体的卑微的服从所代替罢了。由于以国家集体、革命主义、政党领袖等等名堂，漠视个体的思想、个体的存在，甚至漠视个体的生命，以至于虽然革命是以所有的人的解放为号召，最终却堕落到以牺牲和损害全体人民的利益来维持革命的神圣，维持空洞的革命意识形态价值的可悲地步。在革命的口号下，人无往而不是符号，具体的人总是奴仆和可怜的牺牲。千百万人民的利益、福祉、鲜血、生命被摆在了权力和革命的祭坛上。人如何能不是奴？！
　　
　　 奴性的炼成，它的第四个方面的秘密，就是从革命的开始到极左的时代都实行一种政治宗教化的政策，用政治宗教意识建立政治集团和领袖的权威崇拜。这种传统政治类似于宗教，除了有专制政治国家制度让人服从，还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让人盲从顺从乃至仆从。政党不分的模式就很类似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在它的开创者那里，是一种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既然是所谓的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可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魔掌中，科学的理论，却变成了让千百万人顶礼膜拜的宗教学说。政治学说的宗教化，它的结果就是制造出了盲目的崇拜，狂热的信仰和无知的暴民。最后就是人民的彻底愚昧奴化。革命的理论成为了官方钦定的国家宗教，成为了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教条。在这里，宗教与革命政治的区别不过是：宗教鼓吹的是至高无上唯一的神的存在，宗教式或宗教化的政治则宣扬唯一的绝对的真理和至尊的政党和领袖的存在。这种宗教色彩的革命政治学说的存在，是以亿万人的思想的被禁锢、取消、扭曲和毒害为前提条件的。
　　
　　 政治思想的宗教化，还有具体的而微的表现。这指的是，那些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念，通过强大而粗暴的国家机器与高度集权的社会制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干预人民的生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人民的不自由不仅仅是表现为行动的不自由，更可悲的是表现为思想的不自由。思想的不自由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人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不自由，甚至还自动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由奉献给统治者，自动自觉地按照权力者的逻辑去看待世界，根据统治者的宗教化政治话语去理解世界。
　　
　　 “奴性是怎样炼成的”第五个秘密，就是用一种空洞抽象的“人民”的概念，偷偷取消 “人民”的实际的存在。革命时代只承认中国社会由“人民”与“敌人”构成。这种观念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时代则愈演愈烈。本来“人民”作为一个文化政治术语不应出现于除宪法性质的文件之外的其他具体的法律文书之中。作为一个文化的、政治的名称，“人民”当然还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追究：人民是什么？人民由谁组成？你我是否人民？谁可代表人民？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集团正在迅速成长、分化。现在我已经没有人再天真幼稚到在任何场合将各具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体及群体都以“人民”之名笼而统之。从传统的经典的政治解释看，“人民”是一个逻辑学上所谓的“集合概念”。集合概念所反映的集合体中，个体不具有集合体的属性。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看待“人民”这一政治术语，我们任何个体不能妄称“人民”，任何个体或普通的社会组织亦无资格代表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有人正在用一个叫“人民”的术语，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人民之现实性及具体性。有人现在告诉你， 你们现在是公民了。可是的你的疑惑就来了：我是公民我却没有公民的权利，或者按照宪法应保障的公民权利根本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我能是是公民吗？我不还是奴隶吗？按照某种现成的理论，任何个人、单位、普通组织不能代表人民，人民中之个体亦不得声言代表人民。只有某个集团才是人民及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么，谁又能证明它是人民及人民利益之代表呢？可是一个政党不能仅仅凭自己宣言代表人民就能自证其代表人民。第一只有历史的发展才可以证明这种代表性的真实与虚假，第二只有人民有权通过真正民主的方式选择了这个集团，他才能具有代表人民的合法性。政党只是社会政治组织而已，它的存在及活动纵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并不能成为无视并抹煞人民本身之存在的理由。党就是党，人民就是人民，就存在的本质和形式而言，仍是两码事。正如一个律师代表诉讼当事人，而诉讼当事人却不能代表自己一样，那是荒诞的。从事物的另一方面看，如果人民本身没有办法，没有适当的合法的途径表达自己、代表自己，而只能由某一政党声称代表人民，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及完善的民主法治机制，那么其弊端及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性就不可避免了。
　　
　　 在我们的历史上，在空洞抽象的“人民”的名义下不知发生了多少罪恶与暴行，不知酝酿了多少阴谋与黑暗。在空洞抽象的“人民”的名号下，人民只是一个符号，这样的“人民”就成了真正奴性十足的被取消了权利的愚昧的群氓，这样的“人民”就成了被统治者任意奴役、驱使、利用，予夺予取的工具。
　　
　　
　　 2001年10月
　　 2005年5月订正

被强奸就是被强奸，不要因为偶尔有点快感就以为是做爱。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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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以前，一位黑奴被从非洲带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候主人近两年后潜逃了。主人抓获了他，给他戴上镣铐。事件被交付给曼斯菲尔德法官——英国法治史上一个界碑式的人物。全国都关注着这一案件，因为当时在英国有约15000名奴隶，每个奴隶价值50英镑。如果奴隶们都获得自由，奴隶所有者们将损失7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法律并没有禁止奴隶买卖。曼斯菲尔德法官这样判道：

奴隶制度的状况是如此丑恶，以至除了明确的法律以外，不能容忍任何东西支持它。因此，不管这个判决造成何种不便，我都不能说，这种情况是英格兰法律所允许和肯定的。因此必须释放这个黑人。……每个来到英格兰的人都有权得到我们法律的保护，不管他在此之前受过何种压迫，他的皮肤是何种颜色。英格兰自由的空气不能让奴隶制玷污！

15000名奴隶成了自由的人，尽情地呼吸着英格兰自由的空气。
　　
禀承英国自由和法治的优良传统，英国当代最为著名的法官——丹宁勋爵在其法官生涯中，一再阐明这样的立场：

宪法不允许以国家利益影响我们的判决：上帝不让这样做！我们决不考虑政治后果；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可怕：如果某种后果是叛乱，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

丹宁勋爵还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警察权力可能被滥用，而且如果这些权力被滥用，就没有任何暴君比得上。它会导致这样一种状态，即警察没有法律许可就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并把他关进监狱。它会导致令人厌恶的盖世太保和警察国家。它会导致逼供和对公众是一种嘲弄的审判。

世界上本来没有主子，奴才多了，也就有了主子。

愿意将双方父母的一生积蓄拿来做首付，再恳求银行贷上夫妻双方未来30年的全部剩余储蓄，仅仅为了购买一套100平米的70年使用年限的公寓，这样的热情和狂热，放眼全球，也只有今天的上海了。

一 引子：“组织”的寓言与预言

昨天偶得七十年代出版的《文书写作大全》一本，其中有一节名为“结婚申请书的格式”，十分有趣，兹录如下：
╳╳党委：
我与╳╳(地)╳╳╳建立了恋爱关系。╳╳╳系╳╳(籍贯) ╳╳（成份），现年╳╳岁，身体健康，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现申请与╳╳╳结婚，请组织批准并出具介绍信。
　　　　　　　　　　　　　　　　　　　　　　　　 申请人：╳╳╳
一位苏联作家在他的政治寓言中描述了极权国家里的性爱。在这个虚拟的极权世界中，每个人都住在玻璃房间里，男人与女人被严格分离。未经允许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处罚。这里的人也是可以享受性带来的快感的——如果年龄达到一定标准的男女有性的需要，可以在三天前向“组织”提交申请表，而“组织”负责审批，并向合格者提供一名异性和一张围帘。性交的地点及时间长短，都由“组织”作统一的规定。“组织”在指定的地点安装监视系统与高音喇叭，对陶醉在快感中忘记时间的男女予以喝止。而“组织”领袖的陈述是：“我们对于食物、能源与性的分配，使得每个人都免于匮乏，这让我们引以为傲。”
我们可以庆幸，至少在人类现有的历史上，这样的极权国家尚未存在。但是那张“结婚申请书”，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政治寓言心怀警惕——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把寓言变作预言。我的疑问是：在权力（POWER）的眼中，性是什么？

二 性的资源化与分配

“食色性也。”性欲与食欲一样，是人的天性，很久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既然有欲望，就有满足，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性与食物以及其他资源，其属性是相同的，它们同样适用经济学中“生产”与“消费”的概念。不同在于：食物、能源需要以劳动创造，且是有尽的；而只要世上有男人与女人，性资源可以无穷无尽地开采。此外，食物的创造者，未必是它的享用者；而对于性资源，开采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
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合法性（legitimacy）”它包涵“正当的（justified）”与“有根据的（valid）”的含义。如果一个家庭白天男耕女织，晚上自娱自乐，不向体制索取任何资源，权力者也就失去了进行统治的legitimacy。对他们来讲，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理解了为什么每个极权政府都喜欢把所有的生产资料与成果据为己有，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极权政府总是对性行为进行严厉管制。掌控权力的快感在于分配与惩罚的快感——如果没有监督与生效的分配标准，权力者手中的资源与暴力对于无权者，就像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与背上的鞭子。这是“驱使”这个词的本来含义。而性资源是权力者唯一无法“收归国有”并进行“二次分配”的资源。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就可以完成性资源的自给自足，这足以使权力者的驱使欲无从介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大声宣布“消灭家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19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到20世纪的新村试验，到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解放区”，这种政治实验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权力者意识到，这种拆解的努力是低效率的。权力者们找到了一条聪明的解决之道：将性行为引入密室，并且固定下来。婚姻与家庭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划定界限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性资源的垄断从此换了一种形式，即对“性行为许可证”的垄断，权力者通过对“性行为许可证”的掌握与分配，体验意淫的快感。这种分配，我们通俗地称为“请组织批准”。
“组织”的另一个癖好，是全力打击体制之外的性活动，即“无证开采”。它们包括色情制品、卖淫、通奸等等。原因一言以敝：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体制外的市场，这个“黑市”存在的直接后果是减弱了人对体制的依赖。
但是，不是每个性资源的需求者都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的模式得到满足，后极权社会里又无法实现对性资源一对一的配给；为了避免性饥渴者把多余的利比多发泄在政治上，权力者必须控制体制外的市场，并将它作为体制内市场的一个重要补充。当体制内市场疲软的时候，可以大量进口体制外市场的性产品，制造“性货膨胀”。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治齐，置女闾（妓院）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川，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而在古希腊，梭伦创设了“达克态里翁”，即国营妓馆。那里养着一群年轻美貌的女子，供那些寻求“爱的享乐”的男子选择。妓女卖淫所得的“夜度资”要提取若干部分缴纳给政府。政府设官员，专司向妓女征税、注册等事务。梭伦的这一措施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称他为“伟大的梭伦”；在日本，足利幕府创立了“倾城局”，统一管理卖淫业，发给妓女以官券，公认其卖淫，政府向妓女征收花捐。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战争中，性甚至可以成为标准的军需供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末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
马克思与恩格斯睿智地看清了这一点：“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以“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对性资源开采权的重新分配。1930年，天生具备对中国农民的“伟大的洞悉”的毛泽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用三个条文进行了对性资源开采权的重新洗牌：
“第一条：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第二条：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第九条：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
当时毛泽东、项英等人对当时农村婚姻家庭状况的判断是，“现在离婚的，主要的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因为女子刚从封建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坚决反对离婚的绝大多数是男子。”当女人的身体从革命敌人的“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项英《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的解答》）毛的论断其实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解放之后如果仍然与“革命敌人”睡在一张床上，必然是自愿的；而自愿向“革命敌人”投怀送抱的，必然也是革命的敌人。就这样，贫下中农在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中不仅分到了田地，还分到了老婆。因为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所以对恩人死心塌地。
在这里，性资源是作为战利品出现的，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惩罚——剥夺性资源的开采权。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宫”后面往往跟着一个“刑”字。第一个字表示一种事实，第二个字表示这种事实被权力赋予的意义。有赏有罚，这就是权力的奥妙所在。

三 权力的入场与缺席

很明显，权力关心的是性资源的分配问题，与我们欣赏A片不同，权力并不关心床上那两个人的体位与身材。那么，为什么要安装一个监视系统，制造窥视的假相？从延安的“黄碟案”到蒲城的“黄碟逼供案”，再到泾阳麻旦旦、盐城金磊、灌云纪海云、石家庄吴小玲这四起“处女卖淫案”，我们必须提问：权力者是什么时候把这种窥视弄假成真？其原因何在？
灵与肉的交融是生命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放纵。只有在隐秘的床上，我们可以把裤子和面具一并脱下来，我们的床是距离公共领域最远的地方。而权力最恐惧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在这种灵魂狂欢之中对权力产生的蔑视——在性高潮的一刹那间，我们至少象征性的赢得了在社会化生活中被剥夺的自由。而在权力者眼中，一切联合——即使是两个人的联合——都是危险的。每个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都会在利维坦面前颤抖，但两个生命灵魂的呼应就可以使彼此感到温暖。如同乔治奥维尔在他的《1984》中写的：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己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而权力之手没有伸不到的地方——至少它要给人也给自己这样的印象。床上的监视系统与破门而入的警察，是这只手的神经末梢。这样的手段自然不可能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一个个案就可以使他们的邻人感到恐惧——恐惧，这就是目的。如同《1984》中对秘密幽会中的温斯顿的描写：“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他和裘莉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乌鸦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
“在场”造成的恐惧是隔在两个性器官之间的无形的安全套，它保护的是权力者的安全。监视器在场的性爱是被剥离了灵欲的性爱，只剩下两个性器官，像一套活塞一样机械运动——一套活塞是无法解构和蔑视任何东西的，它除了抽和插，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而制造“在场”的技术程序并不复杂，只要权力者愿意，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就可以扮演监视系统与高音喇叭的角色。更有甚者，因为恐惧，床上的一方就可以对对方进行监控：文革时期，有过无数夫妻之间互相揭发的例子。权力热衷于制造这种恐惧、仇恨与不信任，只有实现了这些，个人才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抱希望，而膜拜在“渺小个人的永恒的监护人”脚下。只要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建构了文明与统治，权力者就可以从床边从容地退场。制造“在场”极其容易，而制造“缺席”，却穷尽了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在某些时候，我们的床不在我们的卧室里，它就在天安门广场上。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权力退场之后，任何人的进入都是不被允许的。属于两个人的性经验一旦延伸到床第之外，演化为如同晚期罗马帝国式的集体狂欢，对于权力的威胁就更为巨大。这就是那个寓言中帘子的作用。权力者认为，对于除它之外而言，性应该是秘密的，甚至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权力在这里的技术手段有四种：一是将性这种可感的经验高度抽象到道德概念之中，如爱、责任等等，而回避性经验与性快感本身；二是应用语言技巧，制造“新话”，比如将色情制品称为“淫秽物品”（秽是肮脏的意思）加以管制；三是以道德姿态介入性经验，指明某些人群，如孩子，是不应该谈论性的；四是制造一种公共道德，告诉人们在公共领域讨论性快感（而非性道德）是忌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欲望瘟疫”的感染者，但只要我们不同时发作，权力者就大可高枕无忧。

四 解构的反抗与欢歌

极权主义的努力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是，当“革命的发条渐渐松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突然冒出了那么多黄色网站、夜总会、保健用品店与一夜情。从贾平凹写《废都》挨批到今天争先恐后的下半身写作，我们惊叹性解放运动是如此高歌猛进。性学专家与文学批评家们开始大谈性解放与下半身写作对于权力的解构意义，而我觉得，所谓解构的反抗，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复存在了。在我还是一个处男的时候，色情杂志与A片对我来说是性的说明书；在我体验高潮与快感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关于恐惧与仇恨的联想。无论是性影像，还是性行为本身，在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神话进而对权力者的统治发生质疑的后极权社会，当个体已经对权力有了足够的警惕的后极权社会，性对权力的解构意义早就不复存在。性快感仅仅是性快感而已。所谓解构不过是一个幻象。我们可以专心地谈论老汉推车与观音坐莲哪个更爽，谈论舒淇与李丽珍哪个更性感，而对这个市场上自由与权利的匮乏视而不见。这就是性货膨胀。这种谈论对后极权来讲不再构成任何危险。
在后极权时代，极权者的统治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暴力，更多的是资本。性资源已经被转换成消费品和消费对象。性与性影像、性暗示一起被商品化，传媒不断满足人们的性幻想，并助长色情的泛滥。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虽然消费不能离开消遣娱乐的工业机构，但是消费是消遣娱乐工业的意识形态。”现代艺术有关情爱内容的作品以“性”为起点，在相当程度上对性爱隐含着病态的把玩。性不再是一种独立的个体体验，而变成了一场华丽的盛世联欢。自觉地把床搬到广场上，对着公众展示下半身，是意识形态与资本联手制造的舆论天堂。对那些生理状况、感觉与知觉过程不厌其烦的描写，更加显示了我们生存的窘境：失去了个体的判别能力，性解放运动不过是一场宏大的集体无意识。资本控制的无意识与暴力控制的无意识一样，每个个体都在这种争先恐后的下半身叙事中懵然无知。原欲与传统伦理在这场叙事中互相碰撞与攻击，权力与资本在空中俯身观察。
在这种无意识当中，每个人的床都被搬上广场，每个人的窥视欲与露阴癖都在扩张。权力与资本乐于看到这一切，并适时地为庸俗文化添水施肥。个性生命力量在长久压抑之后宣泄张扬、其间充斥着冲动的本能、奔放的情欲、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以及对苦难、虐杀、毁灭、悲剧这些丑陋、凶恶的直接面对。这种力量无法被扼制，但可以被利用。资本操纵下的大众文化像酒精一样，它创造幻想，掩蔽权力的真相。“现代大众媒介的受众越是显得涣散和不善表达，大众媒介就越易于实现它们的‘一体化’。”“它一方面具有现代文化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性质，与独裁主义潜在地联系在一起，是滋生它的温床；另一方面构成对个人的欺骗与对快乐的否定。”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已经改头换面的文化，却失掉了任何关于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力量的反思能力。
在被压抑或是被鼓动中进行的性，都脱离了性本来的意义——没有人敢于解构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解构的时代；而人们都在解构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警惕解构的时代。

五 结语：个体的拒绝与逃离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屈原《抽思》

一个知识分子自觉地完成了自己的性别转换，从而也将对权力者的情感转换成了恋慕之情。在极权世界中，是只允许有一个阳具存在的，因为这个最权威的阳具，想要进入权力系统的男人们必须自觉地变成女人，才能与这个阳具媾合，夺得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名分。
然而还不止这些。一面和权力交欢，一面高呼自己的贞洁；一面在权力榻侧吹枕头风，一面在广场上强奸民意——精英们就在这种叙事场景中娴熟地进行荡妇与烈女、婊子与猛男的身份转换。对于“曲线救国”式的委屈，我只能提问:若是精神还能勃起，权力何来插入的孔隙？
权力与性是冥冥之中潜入我们肉身的欲望。权力者只要捏紧了我们下半身那个东西，我们的上半身就必须疼痛地俯伏下来。我宁愿挥刀自宫，也不愿它在国资委的监管之下像人民币一样坚挺矗立。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自由的灵魂比一具被欲望禁锢的肉身更加重要。

c0说：没指望了

东德在合并前的游行时，警察用广播叫：“我们是人民警察，请回家，请不要继续游行”。
人民齐声喊：“我们是人民，请让开”。

说的对：我们是人民！

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新年献辞

亲爱的同胞们：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

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整个工业部门生产着人们不感兴趣的东西，而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却十分匮乏。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一个曾经以其公民的教育水准高而自豪的国家现在却因教育投资过少而降到了世界的第72位。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其破坏的程度在欧洲是最为严重的。我们国家成年人的死亡比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都来得更早。

请允许我提供一点个人的观察。最近我去布拉迪斯拉发，在飞机上我抽点时间从窗口往外看。我看见斯洛伐那夫化工联合企业和紧挨着它的巨大的柏特索加住宅区。这幅情景足以令我明白，数十年内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从他们乘坐的飞机窗口往外看一眼。缘此，甚至并不需要统计数据，我也能更快更深地明白我们已经陷入一个怎样的境地。但是所有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最糟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环境之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大声喊出，有权者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并且那些生产没有污染和高质量食品的特殊农场，应将其产品送到学校、有孩子的家庭和医院，如果我们的农业不能向所有的人提供这些东西的话。我们的前政权，以其狂妄自和偏狭的意识形态，将人缩减成一种生产力和相当于一个生产工具。这样做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本来面貌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它将那些有才华和有自主性的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熟练地工作的人们，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这无非是慢慢地但却无情地磨损这个政权本身和其全部齿轮和螺丝钉。
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我为什么说这些？ 如果把前40年留下来的不幸遗产理解为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的某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这项遗产是我们对自己所犯下的一桩罪过。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能明白该由我们每一个人来为此做点什么。我们不能将每件事都归咎于前统治者，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真实，而且也会削弱今天我们每个人所要面对的责任，即主动地、自由地、理性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让我们不要受此蒙蔽：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国会和总统，都不可能单靠他们的力量获得成功。同样不能指望仅仅是这些人能挽救天下。自由和民主包含参与，因而是所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由新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所继承的可怕事物便显得不那么可怕。因此，希望也会回到我们的心里。

我们已经作出了可观的调整，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过去6周的和平革命——已经表明， 在我们迫于环境不得不带上的冷漠面具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富有人性和道德力量的精神潜能和公民水准。每当有人武断地声称我们将会这样或那样时，我总是提出社会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存在，仅仅相信出现在你面前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很高兴我这话并没有说错。的确，这些逆来顺受的、饱受羞辱的、怀疑主义的和近乎犬马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找到了那种巨大的力量，在数周之内，以文明和平的方式，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枷锁，令世人瞩目和称奇。我们也不妨反问自己：从来没有在另外一种制度下生活过的青年人，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对真实的追求、对自由思想的热爱、拥有政治上的理想和公民的勇气及眼光呢？ 他们的父母——被认为是迷失的一代——是如何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不需要任何建议或指示的情况下，立刻领略到去做什么呢？

我想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富有希望的这一面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人决不仅仅是这个实际世界的产物，而是能够将自身与某种更高的东西联系起来，尽管这个实际世界试图一步步扼杀人们的这种能力；第二，我们民族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人们常常空洞地谈论它们)，仍然沉睡在人们意识深处；难以察觉地从上一代传至下一代，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及时地发现它们并将之转变为行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它们，记取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自主的法庭应当不受干扰地审查对种种迫害负有责任的人，使我们的过去真相大白。

我们也应牢记其他的民族为其目前的自由付出的甚至是更昂贵的代价，其实也是间接地为我们所付出的。在匈牙利、波兰、东德曾血流成河，不久前在罗马尼亚又发生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同样，苏联境内的各民族也曾抛洒热血，这些都不能忘记。首先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受苦和其他人类成员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巨大的牺牲构成了今天的自由的悲剧背景，也带来了苏联阵营内部各民族的逐步解放。它们也构成了我们自己新建立的自由的背景：没有苏联、波兰、匈牙利和东德的变化，我们国家的情况也不会像这样。抑或即使改变，也不会拥有如此一个和平的进程。

我们享有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事实，但并不是说在最近几周之内有人直接给我们提供援助。几百年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始终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强国和强权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构成了我们目前巨大的宝贵财富。其中包括了这样的希望，今后我们可以免于因受人恩惠带来的麻烦。现在依靠我们自身这个希望能否实现，我们公民的、民族的、政治上的自信能否以一个新的历史姿态复苏，全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信并不是自负。恰恰相反，只有真正自信的人或民族，才能倾听别人，平等地接受他人，宽恕其敌人和为自己的罪过感到悔恨。让我们把这种自信带进我们的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带到我们的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恢复自尊，恢复对于他人的尊敬和对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再成为一个附属国或与其他国家关系恶化。的确，我们必须从别国那里接受和学习许多东西，但这必须是平等互助的那种关系。我们第一任总统写道：“要耶稣，不要凯撒。”这是继承了我们的哲学家赫尔斯基(Chelcicky)和科明纽斯(Comenius)的传统。我说我们现在正有一个机会将这个思想发扬光大，并将其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引进至欧洲和全球政治之中。如果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话，我们国家正可以持久地令仁爱、理解、精神及理想力量得以焕发。这正是我们对国际政治所能作出的特殊的贡献。

马萨里克将政治建立道德的基础之上。让我们努力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重新恢复这个政治概念。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是人们表达为社会谋福利的要求，而不是对社会的欺骗或劫掠。让我们教导自己和教导别人，政治不仅仅是一门模棱两可的艺术，它更可能是一门坚持原则的艺术，一门改进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艺术。

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曾经是欧洲精神文化重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恢复到从前？如果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那些从前危害我们的人——不往飞机的窗户外张望一眼和吃特殊供应的人们——也许仍在周围并制造污染，但他们不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国际上的危害力量也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今天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倾轧。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我们将举行自由选举和自由竞选活动。让我们不要使得这项活动给我们和平革命的洁净面貌抹黑。不要因为我们变得纠缠于权力纷争而马上失去刚刚赢得的国际社会的同情。不要再在服务于社会的虚假名义下行个人私利之实。其实，现在是哪个党派、团体赢得选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将我们当中在道德、公民意识、政治专业方面最优秀的人推举出来，而不论他们的政治背景。我们国家未来的政策和威望取决于我们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和稍候选择的代议机构。……

总之，我希望自己是一名少空谈多做实事的人。不仅要从我乘坐的飞机窗户上朝外看，而且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出现在你们当中并耐心地倾听你们的声音。

人们也许会询问我所梦想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面貌。请允许我回答：我梦想的是一个独立、自信、民主、拥有繁荣的经济和社会公正的共和国，简言之，是服务于个人并因此希望个人也来为其服务的富有人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人们都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要想解决人为的、经济的、环境的或政治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要有具有优秀素质的人。

我的最杰出的前任马萨里克以伟大的捷克教育家科明纽斯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第一次讲演的开头。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并辅之以我自己的语言来结束我的第一次演讲：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