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死于许可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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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已经是一种现实，利益集团对社会经济的操纵也触目惊心。但很少有人研究，政府在操作手法上是如何实现这种趋势的？

官方最得力的工具是罪恶的“许可证制度”。

最近对于互联网的管制使用的是许可证制度，逼迫天津三轮车夫自杀的还是许可证制度，城管们最大的法宝还是许可证制度，甚至当年孙志刚之死也是因为许可证制度。因此，首先，要介绍一下什么是许可证制度。

许可证在某种场合是需要的（比如，卫生许可证等），但一旦许可证成为一种制度，其威力却是巨大的。

所谓许可证制度，不是指某一行业需不需要许可证，而是指从整个社会层面上，一个人允不允许做事，是通过许可证规定的（或者通过类似于许可证的管制措施）。比如，现在的一个下岗工人自谋职业，他如果要当三轮车夫，必须得到官方的批准，如果要改做摆地摊，也必须官方批准，如果要经营互联网站，也必须拥有许可证，不管他从事什么行业，处处都需要许可证。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许可证是短缺的，要么很难获得，要么根本不可能获得，也就是说，哪怕他为了生存而自谋生路，也因为许可证的短缺，而被定义为“非法”。没有许可证，他随时会被遭到官方的暴力。

在政府纯熟的运用中，将许可证制度发展成为了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超级武器。

通常是这样的，透过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故意将许可证的门槛定得很高，让绝大部分人无法拿到许可证，只能处在“非法”运行状态，三轮车夫是“非法”的，那些为了生计摆摊的小商贩们也是“非法”的，中小网站站长也是“非法”的，不是他们想“非法”，而是没有途径让他们合法化。当政府想进行整治的时候，会发现社会上处处是“非法”，想整谁就整谁。

当然，在制定许可证的时候，官方的借口往往是冠冕堂皇的，比如，整治网站用的借口是扫黄打非，整治小摊贩用的借口是保持市容，整治三轮车用的借口是安全。但剥去种种伪装，真正的原因无怪乎两个：一是政治原因，这个不谈，二是政府部门，甚至政府部门中的官员的利益，给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

制定门槛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可以规定很高的资金要求，有的规定必须在某处非常不合理的场所，有的规定户口限制等等，总之，只要能够给官方提供不发放许可证的借口，都会被用来形成门槛。甚至有的门槛之高，等于关闭了市场。

最典型的就是今天发生的天津三轮车主自杀事件。其核心是因为官方不提供合法的许可证，让所有的三轮车主只能“非法运营”，运动一来，官方就有借口将所有的三轮车主宣布“非法”，该抢车的抢车，该抓人的抓人。

三轮车主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或者找不到工作，或者从国企下岗，当三轮车夫本就属于无奈的选择，在一阵运动中又失去了自己的生计，那么除了死，也没有别的出路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蔚为壮观的一幕：三轮车夫们集体推到护网冲向火车去卧轨，造成四死五伤，而官方仍然洋洋自得地宣称这些人是“非法”的三轮车主，又选择了“非法”的自杀方式。

我住处附近的市场，有一群小摊贩们，附近的居民都习惯了在他们那儿买吃的，但他们仍然是非法的，每天除了卖东西之外，最考验神经的就是望着西面的街道，一旦城管车来了，他们就收摊赶快闪人，如果没有办法在三分钟之内撤走，就会被抓。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愤怒，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们会群起宰了城管。是什么把这些老实人逼迫成为潜在的暴徒？是许可证制度。因为发放许可证的权力掌握在了官方手里面。

许可证还为国进民退和利益集团打开了大门，因为国企和利益团体们都拥有者金光闪闪的许可证。这在整治小煤窑中就可以看出来，许可证对国营煤企随时开放，对民营企业随时关闭。此次整顿网站也是同样，国企网站即使不拥有许可证，也可以照开不误，而民间网站没有许可证一律关闭，而拿许可证的途径对他们也是关闭的。这是一种不遵循市场规则的游戏，以至于，通过许可证的调整，就把国进民退完成了。这也造成了官员们都富得流油，因为他们掌握着许可证。

许可证制度的危害已经不言而喻。它造就了大批收租的富得流油的官员，同时让底层人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活计；它让利益企业掌握了国民命脉，同时将民营企业压迫得喘不过起来。长此以往，我们的经济活力堪忧，造成的社会不稳定迟早会爆发。

如果要改变，就只有打破许可证制度。让三轮车夫们不用经过政府的批准才能载客，让小摊贩们不用经过政府的批准才能卖东西。

在社会经济中，只要有经济需求的地方，就应该允许有企业和个人的生意。把发放许可证的而权力最大程度地从政府手中剥离。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印度在90年代以前施行的也是许可证制度，经济发展缓慢，随后拉奥政府推行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制度，让工商业者不需要申请繁复的许可证就可以自由做生意，印度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自此而始。

面对政府暴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询问政府有什么权力去施行这种暴力，而不是祈求他们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