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爱：权力与权利的述说

一 引子：“组织”的寓言与预言

昨天偶得七十年代出版的《文书写作大全》一本，其中有一节名为“结婚申请书的格式”，十分有趣，兹录如下：
╳╳党委：
我与╳╳(地)╳╳╳建立了恋爱关系。╳╳╳系╳╳(籍贯) ╳╳（成份），现年╳╳岁，身体健康，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现申请与╳╳╳结婚，请组织批准并出具介绍信。
　　　　　　　　　　　　　　　　　　　　　　　　 申请人：╳╳╳
一位苏联作家在他的政治寓言中描述了极权国家里的性爱。在这个虚拟的极权世界中，每个人都住在玻璃房间里，男人与女人被严格分离。未经允许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处罚。这里的人也是可以享受性带来的快感的——如果年龄达到一定标准的男女有性的需要，可以在三天前向“组织”提交申请表，而“组织”负责审批，并向合格者提供一名异性和一张围帘。性交的地点及时间长短，都由“组织”作统一的规定。“组织”在指定的地点安装监视系统与高音喇叭，对陶醉在快感中忘记时间的男女予以喝止。而“组织”领袖的陈述是：“我们对于食物、能源与性的分配，使得每个人都免于匮乏，这让我们引以为傲。”
我们可以庆幸，至少在人类现有的历史上，这样的极权国家尚未存在。但是那张“结婚申请书”，足以让我们对这个政治寓言心怀警惕——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把寓言变作预言。我的疑问是：在权力（POWER）的眼中，性是什么？

二 性的资源化与分配

“食色性也。”性欲与食欲一样，是人的天性，很久以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既然有欲望，就有满足，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性与食物以及其他资源，其属性是相同的，它们同样适用经济学中“生产”与“消费”的概念。不同在于：食物、能源需要以劳动创造，且是有尽的；而只要世上有男人与女人，性资源可以无穷无尽地开采。此外，食物的创造者，未必是它的享用者；而对于性资源，开采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
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合法性（legitimacy）”它包涵“正当的（justified）”与“有根据的（valid）”的含义。如果一个家庭白天男耕女织，晚上自娱自乐，不向体制索取任何资源，权力者也就失去了进行统治的legitimacy。对他们来讲，这是十分可怕的。如果理解了为什么每个极权政府都喜欢把所有的生产资料与成果据为己有，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极权政府总是对性行为进行严厉管制。掌控权力的快感在于分配与惩罚的快感——如果没有监督与生效的分配标准，权力者手中的资源与暴力对于无权者，就像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与背上的鞭子。这是“驱使”这个词的本来含义。而性资源是权力者唯一无法“收归国有”并进行“二次分配”的资源。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组成家庭就可以完成性资源的自给自足，这足以使权力者的驱使欲无从介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大声宣布“消灭家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19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到20世纪的新村试验，到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解放区”，这种政治实验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权力者意识到，这种拆解的努力是低效率的。权力者们找到了一条聪明的解决之道：将性行为引入密室，并且固定下来。婚姻与家庭制度，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划定界限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性资源的垄断从此换了一种形式，即对“性行为许可证”的垄断，权力者通过对“性行为许可证”的掌握与分配，体验意淫的快感。这种分配，我们通俗地称为“请组织批准”。
“组织”的另一个癖好，是全力打击体制之外的性活动，即“无证开采”。它们包括色情制品、卖淫、通奸等等。原因一言以敝：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体制外的市场，这个“黑市”存在的直接后果是减弱了人对体制的依赖。
但是，不是每个性资源的需求者都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的模式得到满足，后极权社会里又无法实现对性资源一对一的配给；为了避免性饥渴者把多余的利比多发泄在政治上，权力者必须控制体制外的市场，并将它作为体制内市场的一个重要补充。当体制内市场疲软的时候，可以大量进口体制外市场的性产品，制造“性货膨胀”。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治齐，置女闾（妓院）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川，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而在古希腊，梭伦创设了“达克态里翁”，即国营妓馆。那里养着一群年轻美貌的女子，供那些寻求“爱的享乐”的男子选择。妓女卖淫所得的“夜度资”要提取若干部分缴纳给政府。政府设官员，专司向妓女征税、注册等事务。梭伦的这一措施受到了民众的支持，民众称他为“伟大的梭伦”；在日本，足利幕府创立了“倾城局”，统一管理卖淫业，发给妓女以官券，公认其卖淫，政府向妓女征收花捐。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战争中，性甚至可以成为标准的军需供给。《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说：“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末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
马克思与恩格斯睿智地看清了这一点：“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以“革命”的一个目标，就是对性资源开采权的重新分配。1930年，天生具备对中国农民的“伟大的洞悉”的毛泽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用三个条文进行了对性资源开采权的重新洗牌：
“第一条：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
第二条：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第九条：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
当时毛泽东、项英等人对当时农村婚姻家庭状况的判断是，“现在离婚的，主要的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因为女子刚从封建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坚决反对离婚的绝大多数是男子。”当女人的身体从革命敌人的“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项英《关于婚姻条例质疑的解答》）毛的论断其实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解放之后如果仍然与“革命敌人”睡在一张床上，必然是自愿的；而自愿向“革命敌人”投怀送抱的，必然也是革命的敌人。就这样，贫下中农在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中不仅分到了田地，还分到了老婆。因为革命成果来之不易，所以对恩人死心塌地。
在这里，性资源是作为战利品出现的，更多的时候，是作为惩罚——剥夺性资源的开采权。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宫”后面往往跟着一个“刑”字。第一个字表示一种事实，第二个字表示这种事实被权力赋予的意义。有赏有罚，这就是权力的奥妙所在。

三 权力的入场与缺席

很明显，权力关心的是性资源的分配问题，与我们欣赏A片不同，权力并不关心床上那两个人的体位与身材。那么，为什么要安装一个监视系统，制造窥视的假相？从延安的“黄碟案”到蒲城的“黄碟逼供案”，再到泾阳麻旦旦、盐城金磊、灌云纪海云、石家庄吴小玲这四起“处女卖淫案”，我们必须提问：权力者是什么时候把这种窥视弄假成真？其原因何在？
灵与肉的交融是生命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放纵。只有在隐秘的床上，我们可以把裤子和面具一并脱下来，我们的床是距离公共领域最远的地方。而权力最恐惧的，不是人的肉身，而是在这种灵魂狂欢之中对权力产生的蔑视——在性高潮的一刹那间，我们至少象征性的赢得了在社会化生活中被剥夺的自由。而在权力者眼中，一切联合——即使是两个人的联合——都是危险的。每个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都会在利维坦面前颤抖，但两个生命灵魂的呼应就可以使彼此感到温暖。如同乔治奥维尔在他的《1984》中写的：
“‘我热爱这件事。’ 这就是他最想听的话。不仅是一个人的爱，而是动物的本能，简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这就是能够把党搞垮的力量……他想，要是在从前，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的肉体，就动了欲念，事情就是那么单纯。可是如今己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了。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而权力之手没有伸不到的地方——至少它要给人也给自己这样的印象。床上的监视系统与破门而入的警察，是这只手的神经末梢。这样的手段自然不可能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一个个案就可以使他们的邻人感到恐惧——恐惧，这就是目的。如同《1984》中对秘密幽会中的温斯顿的描写：“他心里想，不知附近有没有安装着窃听器。他和裘莉亚说话很低声，窃听器是收不到他们的声音的，但是却可以收到乌鸦的声音。也许在窃听器的另一头，有个甲壳虫般的小个子在留心窃听……”
“在场”造成的恐惧是隔在两个性器官之间的无形的安全套，它保护的是权力者的安全。监视器在场的性爱是被剥离了灵欲的性爱，只剩下两个性器官，像一套活塞一样机械运动——一套活塞是无法解构和蔑视任何东西的，它除了抽和插，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意义。而制造“在场”的技术程序并不复杂，只要权力者愿意，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就可以扮演监视系统与高音喇叭的角色。更有甚者，因为恐惧，床上的一方就可以对对方进行监控：文革时期，有过无数夫妻之间互相揭发的例子。权力热衷于制造这种恐惧、仇恨与不信任，只有实现了这些，个人才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不抱希望，而膜拜在“渺小个人的永恒的监护人”脚下。只要在人性恶的基础上建构了文明与统治，权力者就可以从床边从容地退场。制造“在场”极其容易，而制造“缺席”，却穷尽了人类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在某些时候，我们的床不在我们的卧室里，它就在天安门广场上。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权力退场之后，任何人的进入都是不被允许的。属于两个人的性经验一旦延伸到床第之外，演化为如同晚期罗马帝国式的集体狂欢，对于权力的威胁就更为巨大。这就是那个寓言中帘子的作用。权力者认为，对于除它之外而言，性应该是秘密的，甚至不应该成为公共话题。权力在这里的技术手段有四种：一是将性这种可感的经验高度抽象到道德概念之中，如爱、责任等等，而回避性经验与性快感本身；二是应用语言技巧，制造“新话”，比如将色情制品称为“淫秽物品”（秽是肮脏的意思）加以管制；三是以道德姿态介入性经验，指明某些人群，如孩子，是不应该谈论性的；四是制造一种公共道德，告诉人们在公共领域讨论性快感（而非性道德）是忌讳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欲望瘟疫”的感染者，但只要我们不同时发作，权力者就大可高枕无忧。

四 解构的反抗与欢歌

极权主义的努力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但是，当“革命的发条渐渐松了”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社会突然冒出了那么多黄色网站、夜总会、保健用品店与一夜情。从贾平凹写《废都》挨批到今天争先恐后的下半身写作，我们惊叹性解放运动是如此高歌猛进。性学专家与文学批评家们开始大谈性解放与下半身写作对于权力的解构意义，而我觉得，所谓解构的反抗，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复存在了。在我还是一个处男的时候，色情杂志与A片对我来说是性的说明书；在我体验高潮与快感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关于恐惧与仇恨的联想。无论是性影像，还是性行为本身，在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神话进而对权力者的统治发生质疑的后极权社会，当个体已经对权力有了足够的警惕的后极权社会，性对权力的解构意义早就不复存在。性快感仅仅是性快感而已。所谓解构不过是一个幻象。我们可以专心地谈论老汉推车与观音坐莲哪个更爽，谈论舒淇与李丽珍哪个更性感，而对这个市场上自由与权利的匮乏视而不见。这就是性货膨胀。这种谈论对后极权来讲不再构成任何危险。
在后极权时代，极权者的统治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暴力，更多的是资本。性资源已经被转换成消费品和消费对象。性与性影像、性暗示一起被商品化，传媒不断满足人们的性幻想，并助长色情的泛滥。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虽然消费不能离开消遣娱乐的工业机构，但是消费是消遣娱乐工业的意识形态。”现代艺术有关情爱内容的作品以“性”为起点，在相当程度上对性爱隐含着病态的把玩。性不再是一种独立的个体体验，而变成了一场华丽的盛世联欢。自觉地把床搬到广场上，对着公众展示下半身，是意识形态与资本联手制造的舆论天堂。对那些生理状况、感觉与知觉过程不厌其烦的描写，更加显示了我们生存的窘境：失去了个体的判别能力，性解放运动不过是一场宏大的集体无意识。资本控制的无意识与暴力控制的无意识一样，每个个体都在这种争先恐后的下半身叙事中懵然无知。原欲与传统伦理在这场叙事中互相碰撞与攻击，权力与资本在空中俯身观察。
在这种无意识当中，每个人的床都被搬上广场，每个人的窥视欲与露阴癖都在扩张。权力与资本乐于看到这一切，并适时地为庸俗文化添水施肥。个性生命力量在长久压抑之后宣泄张扬、其间充斥着冲动的本能、奔放的情欲、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以及对苦难、虐杀、毁灭、悲剧这些丑陋、凶恶的直接面对。这种力量无法被扼制，但可以被利用。资本操纵下的大众文化像酒精一样，它创造幻想，掩蔽权力的真相。“现代大众媒介的受众越是显得涣散和不善表达，大众媒介就越易于实现它们的‘一体化’。”“它一方面具有现代文化虚假解放的特性和反民主的性质，与独裁主义潜在地联系在一起，是滋生它的温床；另一方面构成对个人的欺骗与对快乐的否定。”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已经改头换面的文化，却失掉了任何关于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力量的反思能力。
在被压抑或是被鼓动中进行的性，都脱离了性本来的意义——没有人敢于解构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解构的时代；而人们都在解构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需要警惕解构的时代。

五 结语：个体的拒绝与逃离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屈原《抽思》

一个知识分子自觉地完成了自己的性别转换，从而也将对权力者的情感转换成了恋慕之情。在极权世界中，是只允许有一个阳具存在的，因为这个最权威的阳具，想要进入权力系统的男人们必须自觉地变成女人，才能与这个阳具媾合，夺得一个南书房行走的名分。
然而还不止这些。一面和权力交欢，一面高呼自己的贞洁；一面在权力榻侧吹枕头风，一面在广场上强奸民意——精英们就在这种叙事场景中娴熟地进行荡妇与烈女、婊子与猛男的身份转换。对于“曲线救国”式的委屈，我只能提问:若是精神还能勃起，权力何来插入的孔隙？
权力与性是冥冥之中潜入我们肉身的欲望。权力者只要捏紧了我们下半身那个东西，我们的上半身就必须疼痛地俯伏下来。我宁愿挥刀自宫，也不愿它在国资委的监管之下像人民币一样坚挺矗立。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自由的灵魂比一具被欲望禁锢的肉身更加重要。